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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掉书袋”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里边的其乐融融与浓郁雅兴是很使人神往的,但再好的文章,也总会有人数落出许多的不是来。比如最近就有人揶揄董桥的文章“何止是掉书袋,简直通篇尽是书袋”。
        “掉书袋”自然是有出处的,据《南唐书·彭利用传》记载,彭利用“对家人稚子,下逮奴隶,言必据史书,断言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可见凡爱“掉书袋”者,往往也容易成为被人不屑或嘲讽的对象。但事实是,假如一个人既有着广博的知识面和丰富的阅读量,又每每感从中来,要想不“掉书袋”也实在是难,更何况要浇自己的块垒,最好是借助他人的酒杯。古人著书立说,注重“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个“由”字,含义颇多,但“书袋”必是其中之一。“子美作诗,退子作文,无一字无来历”,说的就是杜甫和韩愈所具有的那一种能熔铸百家的功力。而鲁迅的《故事新编》及钱锺书的《管锥编》,又无一不是。可见要想使文章“经世致用”,写作者的“书袋”不可或缺,但关键还应在“掉”上见出功夫。
        其实,“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转述”。法国随笔大家蒙田曾说,“我转述别人,是为了让自己说得更清楚”,“我让别人替我说我自己不能说的话”。而真正高妙的“转述”,是如清朝诗评家薛雪在《一瓢诗话》中所提及的“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当然,如文章已写到一定气候,或者已被被公认为大家,是大可如董桥所说的“我只在乎我满不满意我笔下的文字”而不必再有其他的顾及或忌讳的。董桥近年散文中每有直接插入不译的英文文字,有时是人名书名地名,有时是人物口语对话,有时甚至是大段的引文。很多读者提意见,董桥说我没有办法只能如此,摆在中文文章里英文有英文的味道,译成中文就变调了,失去音乐感了。即使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文字,他也要含“英”咀“华”,绝不放过同时呈现两种文字之美的可能。这样的傲然而又坚执,也是足可叹为观止的。
        而一般所谓的“掉书袋”之所以遭人诟病及不胜其烦,往往是铺陈过度或太过卖弄所致。比“掉书袋”走得更远的还有一种“抄书体”。文学界普遍认为我国“抄书体”散文的创制者是现代作家周作人,因为他见诸报端的那些读书笔记,往往通篇摘抄或引用古书,只加上自己的开头、引文间的连缀点染和结尾,就成为了他自己的东西,其《萤火》、《虱子》、《谈养鸟》等,大抵如是。但奇怪的是,正是这样的篇什,读者至今叫好。近读明朝田汝成的传世名篇《孤山》,全文335字,发觉仅40字为其“原创”,其余295字均引自张祜、白居易、林逋等人的诗文。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几近于“天作之合”的一篇山水小品文。看来在抄书的背后,倘没有“把卷沉吟过二更”的功夫或能耐,显然是难以独具只眼并进而成为“集大成”者的。
        行文至此,总觉得“掉书袋”其实与读书种子大有关联,而如今人“书袋”的有无及到底该怎样“掉”,又是笔者最想探问的。同时又不无伤怀的是,那些惯于“寻章摘句”又一派古道热肠的“老雕虫”,显见是日渐孑然与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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