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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养生与宋明理学


    气功养生与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是继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兴起的又一重要的社会学术思潮。理学批判而又融合了佛道二教,继承且又发展了儒家思想,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时代发展总趋势。理学内容繁多、体系庞大、理论精深,与古代气功养生的关系也更为密切。理学家大多出入佛老,倡导静坐。他们或借内丹修炼图式来建构宇宙论体系,或把修身养气作为“涵养德性、变化气质”的手段,或将窒欲静修看成“穷理尽性”、“为圣成仁”的方法。总之,古代气功学为宋明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是理学修养方法和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1、气功养生与《大极图说》
    《太极图说》是道学宗主、理学开山周敦颐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包括“图”和“说”两个部分,《说》是对“图”的解释,“图”表示的是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过程。《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宜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万物化生。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为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黄宗炎考证,周敦颐的《太极图》来源于陈抟的《无极图》。据传陈抟曾刻《无极图》于华山石壁,后授穆修,穆修又授周敦颐。《无极图》是道士用以指导内丹气功修炼的图式,它形象地再现了内丹修炼的全过程:图的最下圈“玄牝之门”指人身命门两肾空隙处,乃丹田之所,祖气所在;第二圈“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即运用大、小周天功法,提炼祖气上升,使有形之精气化为微茫之气,变依稀呼吸之气为出入有无之神;然后让所炼之气贯穿五脏之中,统领水、火、金、木、土五气,使之凝聚,此即第三圈“五气朝元”;五气之中,水(肾)火(心)二气最重要,故需通过“取坎填离”之法,使火气下降,水气上升,如此水火相交,方成圣胎。对此“圣胎”再加以修炼,则进入最上一圈“炼神还虚,复归无极”。周敦颐将《无极图》顺序颠倒,使原先表示内丹气功修炼的图式变成演示宇宙发生的图式。所以黄宗炎说:“盖方士之诀,在逆则成丹,故从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顺而生人,故从上而下”(《易学辨惑•太极图说辨》)。这也说明了内丹气功养生理论是理学的思想渊源之一,它为理学的宇宙论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
    2、气功养生与变化气质说
    “变化气质”是理学家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它与气功养生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解决人性善恶由何而来的问题,理学家提出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命题。所谓“气质之性”,指人形成后,由于禀受阴阳二气,各人的身体状况互不相同,结果出现了各人的具体本性,它是恶的来源。所谓“天命之性”,指太虚本体,纯一无缺,它是善的来源。两者虽有区别,但在根本上又是统一的。张载从气一元论的立场出发,认为两者都出于气,又都统一于气,两者关系是体用关系(《正蒙•诚明》)。二程继承张载的观点,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由于禀气的不同,得“清气”就善,禀“浊气”便恶。朱熹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用理、气两个范畴去说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命之性专指理而言,气质之性是指理与气杂而言。由于理与气相杂,便使气质之性有善与恶的两重性。他说:“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朱子语类》卷四)。
    人身禀气不同,遂有善恶之分。理学的最高目标是“为圣成仁”,达到“圣贤气象”的理想人格状态,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去恶修善,变化气质,使气质之性复为天命之性。所以张载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经学理窟•义理》)既然人性的善恶是由于禀气的不同,那么变化气质的关键当然也就在于养气了。通过养气来聚集清气,排除浊气,使性格趋于温和,人格臻于完善,进而进入圣人境界。朱熹说:“持养之久则气渐和,气和则温裕婉顺,望之者意消忿解而无招咈取怒之患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明儒刘宗周则说得更干脆:“静坐是养气功夫,可以变化气质。”(《明儒学案•蕺山学案》)理学家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善恶之性,只有为学修德、静坐反省,才能使气质之性(恶)发生变化,从而改变自已的气质和命运。张载说得好:“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下》)。正因为静坐养气、变化气质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理学家对它十分重视,不仅自已笃行之,而且教导学生如何行之。《宋史•张子本传》记载,张载“敝衣蔬食,与诸子讲学,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
    由于静坐养气、变化气质之道多涉佛法道术,故引起了后人的不满。清代思想家颜元认为,宋儒程、朱等人名尊孔、孟,实杂佛、老。他说:“魏晋以来,佛老肆行,乃于形体之外,别状一空虚幻觉之性灵,礼乐之外,别作一闭目静坐之存养。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内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内丹也’。借《四书》、《五经》之文,行《楞严》、《参同》之事。”这段话从侧面告诉我们:气功养生术对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3、气功养生与主静居敬说
    宋明理学家继承先秦道家清静无为和儒家正心诚意的思想,提出了“主静”、“居敬”说。主静必须“惩忿去欲”,居敬是要存养“天理”。理学家把虚静无欲、端严静坐的气功修炼看作修身的法门,为圣的功夫。由于各个理学家的思想观点不尽相同,所以在修身养性的方法上也有“主静”和“主敬”两种倾向。
    周敦颐首倡“主静”,《太极图说》后半部分讲的是“为圣”的标准、内容和功夫:“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自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立人极”就是做人的最高准则,符合这最高准则的便是圣人,其内容是“中正仁义”,方法是“无欲”、“主静”。无欲故静,静则明通,如此修炼便可入圣。《通书•圣学》曰: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几矣!
    为圣的要旨在“无欲”,这是《通书》的大旨,也即“立人极”。无欲能使人精神集中,进入虚静状态,保持这种状态就能进入圣人境界,故曰:“庶几矣”。明人顾宪成说:“周子‘主静’,盖从‘无极’来,是究竟事。”(《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就是说周敦颐的“主静无欲”的修养方法与陈抟的内丹修炼思想有关,它体现了归根复命、天人一体的内丹修炼特色。周子的“主静”说对宋明理学影响很大,许多理学家如宋儒罗从彦、李侗,明儒陈白沙、刘宗周等,皆推崇主静说,并进一步把静坐与主静结合起来。刘宗周说:“主静功夫,最难下于。姑为学者设方便法,教之静坐。日用间,除应事接物外,尚有余晷,且静坐。”(《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在修身方法上以儒家“正心诚意”、“浩然正气”的理论为基础,力倡“主敬”说。“天理”与“人欲”问题是理学道德论的核心,二程为“灭人欲”、“明天理”寻找了各种方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居敬”。程颐说:“存此(敬),则自然天理明。学者须是将敬以直内,涵养此意,直内是本。”(《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居敬就是“主一”。“主”指心不二用,不为外物所诱。“一”就是庄整严肃。人能端容貌、正言语,庄整严肃,则心一而无僻。若能如此,便是涵养;长久涵养,天理自然彰明。“涵养须用敬”,“敬”虽是内心的修养,但此修养功夫却是动静兼顾,内外并修的。正如明儒胡居仁所总结的:“敬该动静:静坐端严,敬也;随事检点致谨,敬也。敬兼内外:容貌庄正,敬也;心地湛然纯一,敬也。”(《明儒学案•崇仁学案》)居敬与气功养生的关系,集中体现在“涵泳存养”的方法上。涵泳存养讲的是如何保守本心,具体可以从三方面进行:
    一是“养心”。二程说:“涵养着落处,养心便到清明高远。”(《河南程氏遗书》卷六)养心是“涵养”的着落处,所谓养心就是寡欲,使心无私欲。“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寡欲则心自诚。”(《河南程氏遗书》卷二)
    二是“养志”。程颢说:“志可克气,气胜则愦乱矣。今之人以恐惧而胜气者多矣,而以义理胜气者鲜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一)程颐也说:“率气者在志,养志者在直内。”(《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直内”即“敬以直内”。养心的方法在寡欲,养志的方法则在“直内以胜气”。因为气胜则愦乱,只有以“义理”来养志,才能统帅气,而不为气所动。
    三是“养气”,就是养浩然之气。养气的方法是去“私意”。二程说:“气直养而无害,便塞乎天地之间,有少私意,即是气亏。无不义便是集义,有私意便是馁。”(《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可见,养气就是使义与气相合。未养之时,气自是气,义自是义。及其养成浩然之气,则气与义合矣。
    二程认为,经过 “养心”、“养志”、“养气”的涵泳存养功夫,便能“敬守此心”,进入圣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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