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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活在字里行间的鲁迅先生(1)


    如今时代喧嚣,人们也不在乎鲁迅:这是好事情。鲁迅先生总算得以渐次摆脱面目全非的变形记,全身而退,退回自己的文章与文学。“鲁迅研究”,眼下在研究什么呢?近年的“民国研究”倒是逐渐展开了:民国教育、民国文化、民国史……鲁迅的文章原本生在“民国的风景”里,这风景,就在鲁迅的字里与行间
    大约2003年,我有幸认识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谈起鲁迅先生手稿,他就说,馆内存有不少,请随时过来看。几年后我终于恍然亲睹了:复制品到底不及原件的清雅,端在手里,我暗暗惊异唯真迹才能显示的笔腕与脉息:浅淡,细弱,呼吸均匀,如行书一路草草,又如文稿的通篇工整。那天,周作人写给大哥的绝交信也从安藏文件的铁柜子里取出来,仅一字条,周家二弟的字迹,又是另一种意思了。
    联袂讲演“大先生”
    孙郁先生常请人来馆内讲演,2005年初夏他要我也去讲一回,那天我的讲题,就是“笑谈大先生”。翌年春,得到周海婴先生长子周令飞的电话,说是祖父逝世七十年,务必请我与他去上海联袂讲演。这是意外的邀请,我想,既是大先生的祭日,就题曰“鲁迅与死亡”。
    就在那一回,我见到了海婴先生与周令飞。父子俩身量都很高,比之鲁迅,大大进化了——鲁迅怀疑进化论,看在后代的身高体壮,他该部分地收回怀疑吧,而他没有儿孙同堂的命——我所记得的海婴先生是照片中七岁丧父的小男孩,今已七十多岁,花白头发,随时笑着,随口讲笑话。现在的令飞蓄一撇八字胡,只见他上得台上,朝向满座听众很深地鞠一躬,抑制笑意,显然在回应台下的惊异与好奇。令飞生长在北京,说一口共和国普通话,相对他祖父的“南腔北调”,更是“进化”了:当年鲁迅说他不会“绵软的苏白”,也不会打“响亮的京腔”,并非全是自嘲的。
    转眼五年过去了。我竟应了令飞的坚请,和他一起作了六场关于鲁迅先生的讲演,分别是上海三次,北京两次,长沙一次,加上孙郁邀约的头一回,总共七份讲稿。其中三篇收在我的《退步集续编》,三篇收在《荒废集》,最后一篇尚未发表过,是关于鲁迅和美术,现在全部聚拢来,就是这本册子《笑谈大先生》了。
    这七场讲稿的头两篇,大约根据自己的感触,单讲鲁迅这个“人”;后五次都是由令飞或主办方出题目,临阵苦想,由鲁迅先生而说到了其他人与其他事——“鲁迅是谁”,直接挪用令飞自拟的讲题,鲁迅定居上海八十周年,《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则念及上海文脉的失落,或追踪文学的歧路了;2010年才刚讲过的“鲁迅与美术”,算是我比较熟悉的话题,“民国的文人”却是讲得很杂乱,因是全部应答湖南记者事先的提问,讲完后,那记者说自己问得好无知,本来是给些提示的意思,怎么全用了呢——我要的就是这无知:几度上台,台下的同代与晚生,包括我自己,大致是茫然面对历史的人,且对这份泱泱无际的集体大无知,其实也无知——所以每次讲演,我还是默然服膺鲁迅先生为什么很早很早就怀疑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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