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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活在字里行间的鲁迅先生(2)


    回归文章与文学
    然而鲁迅身后多少事,毕竟难预测。他曾忿然推开“导师”的尊号,语带警觉;他暗示死后便有“是非蜂起”、“谬托知己”的种种戏,却不料围拢而来的“谬托”与“是非”那般庞大而离谱。七十多年过去了,在神话鲁迅、架空鲁迅的阳谋之外,平实看待鲁迅的人却是他二弟:大哥去世那年周作人说过一回,五十年代鲁迅雕像竖起来,他又写过专文。可是喧嚣的时代有谁听他么?而“寿则多辱”的周作人有他无可替代的硬资格:他是周家兄弟,他是五四一代的活人证。这一层,当着海婴父子的面,我不能说,也不敢说。
    如今时代喧嚣,人们也不在乎鲁迅:这是好事情。鲁迅先生总算得以渐次摆脱面目全非的变形记,全身而退,退回自己的文章与文学。“鲁迅研究”,眼下在研究什么呢?近年的“民国研究”倒是逐渐展开了:民国教育、民国文化、民国史……借胡兰成的词语,鲁迅的文章原本生在“民国的风景”里,这风景,就在鲁迅的字里与行间。
    我是鲁迅的读者。鲁迅的读者,代代不同,代代变:从清华学生李长之到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从第一代鲁迅博物馆馆长到眼前的孙郁先生,从“文革”年代书包里塞一本鲁迅著作的老知青,到我讲演时台底下喃喃背诵过鲁迅的八零后……
    我所望见的鲁迅
    七回讲演讲下来,我久已存心写写一桩离奇而真实的大公案:胡适,鲁迅,并非古代人,可是不及百年,由民国而共和国,再加台湾岛,前后左右,三种是非观,三份教科书,三组话语场,于是胡适鲁迅分别变成三个人:一位活在民国,一位待在大陆,一位远去台湾。换句话说,倘若民国的文人、49年后的书生、南渡之后的同胞,坐在一起谈胡、鲁,怎么说呢,恐怕是一场话语和观念的三岔口。即便三者都爱胡、鲁的书,也会被历史的分离所错置,各持文化记忆之一端,彼此难懂,彼此扑空——其实何止胡、鲁二位呢,几乎所有民国人物都已被政治的棋局一分为三,活在无数误解正解与新说谬说中。
    我不是指国家的统一。我也不相信穿越时间的历史人物居然一如当初——孔夫子或曹孟德果然是经文戏出里的那个人么——鲁迅与胡适离我们实在并不远,倘若文化中国不割离,五四传统不裂变,则胡适鲁迅不该在两岸此消彼长的历史剧情中,忽而被禁绝,忽而成显学,忽而当圣人,忽而作恶魔……面见海婴先生的一刻,我确认鲁迅是一位人父,是阜成门外与山阴路底的居民,是那些手稿与著作的主人。当我结结巴巴地试图描述我所望见的鲁迅,我是在说出我的相信与不相信,是在为自己的判断,娓娓辩护。在这辩护过程中,我想象鲁迅与他的敌友们活在众声喧哗的民国。
    所以我很少很少谈及鲁迅的文章:他无须辩护。他的自供词与辩护状,就是他写的书。
    呜呼!愿有关鲁迅的想象汇聚到1936年吧,那一年,因为弟弟的几句话,雏儿的几个字,鲁迅之为鲁迅,算是有一份平实的交代与存证在,纵然兄弟失和,父子永隔。(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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