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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教育家徐诵明 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2)

怀抱科学救国之思想,远赴东瀛求救国之真理 
    徐诵明,字轼游,号清来,于1890年10月生于浙江绍兴新昌县的一户塾师家庭。他从五岁起便入私塾读书至十三岁。1904年,他离开家乡天姥山,乘乌篷船沿曹娥江至杭州,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今浙江大学前身),在此学习三年,成绩优秀,他当时的同学有:邵飘萍、陈布雷、邵元冲、祝文白、郑晓沧等。1907年,浙江省掀起了反英护路风潮,这起事件对年轻的徐诵明影响很大,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使他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转折,遂于1908年,徐诵明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瞒着家人,远赴日本留学。他经常去同盟会驻东京办事处,与章太炎先生结识,聆听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由其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他深深的懂得,只有靠国人自己的革命,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振兴中华,摘掉“东亚病夫”这顶耻辱的帽子。只有驱除鞑虏,推翻帝制,才能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共和国,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祖国再也不受西方列强的欺躙。这样,我们的国民才有自己的尊严。所以,他积极地参加同盟会的各项活动,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拥护孙中山的建国纲领。
    1909年4月,徐诵明以优秀的成绩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并获得官费。1910年又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在此结识了当时三年级的同学吴玉章,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内的形势,并积极地声援国内的革命活动。1911年10月,国内爆发了武昌起义,年轻的徐诵明毅然决然地放弃学业,返回祖国参加辛亥革命,在沪参加徐锡麟之弟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部,担任革命军上尉连长。由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国内的政局发生了变化,他于1912年重返日本继续学习。1914年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由于成绩异常优秀,1916年即被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聘任。1918年毕业后,因老师的挽留,他仍留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期间,与郭沫若、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刘先登等同学,成立“夏社”,声援国内革命活动。
    1919年徐诵明回到国内,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在此他创建了由中国人办的中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担任主任。他为引进病理学、创建中国病理学科、积极培养病理学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收复武汉,他特地赶赴汉口参加北伐战争,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科长。在北伐军攻克南京后,他又赴宁负责接管鼓楼医院。他拒绝何应钦任命其为军医处处长的职务,回到北京,任京师大学校医科教授。
    教育为国之本,苦心经营中国高等教育之事业 
    经过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徐诵明的思想有了巨大的变化。年轻时东渡日本就本着医学救国的精神想使旧中国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但是他回国后,看到了国家一盘散沙,他坚定了要想摆脱这顶让人看不起的帽子,并不是哪个人能够做到的,一个人也许在某个领域里能够取得成就,但改变不了这个国家的现状,只有办教育,教育出更多的有用之人,使国民明白教育才是改变国家之根本,只有教育才能使这个国家真正的富强。据此,徐诵明十分重视教育。他一生担任过五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这段时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最为苦难的岁月,西方列强的掠夺、军阀的割据、日寇铁蹄的蹂躏、内战频频发生,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举步维艰。然而,像我们的老校长徐诵明这样的一批有志之士,不畏艰难,惨淡经营,排除任何的困难,呕心沥血,坚守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这块阵地上,为高等教育的安全与发展贡献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爱国、爱校、爱学生。
    1928年,徐诵明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
    1932年,徐诵明出任北平大学代理校长、校长, 徐校长开明爱国,为人正直,公正厚道、尊重教授讲课的自由,不讲党派只讲学问,只要学生欢迎的,他都会给予聘请,提携后进。1933年,徐诵明校长看到范文澜先生、许寿裳先生为人诚恳,工作认真,教学也受到学生的欢迎,即先后聘请他们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在他任校长的近5年时间里,北平大学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校政走上了正轨,他对学生采取了完全信任放手的态度,他推崇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使得学校充满着民主、自由的气息。作为“首善之区”的北平,人文荟萃,北平大学院系完美,学科齐全,学风良好,聚集一批名师学者,学术研究的气氛也日益浓厚。
    1935年,日伪企图分割和吞并我国领土。他们炮制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徐校长年轻时留学日本,所以也成为了他们争取的对象。他们在未得到徐校长同意的情况下,即在天津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上公布其为该委员会委员,并以恐吓拉拢的手段相威胁,但遭到了徐校长的严辞拒绝,他说:“吾不应富贵而失去对国家及本人人品的尊严”。并立即向行政院驻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声明,坚决不同意加入这个汉奸组织,也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把自己的名字从该委员会中除去。并于北平各界知名人士蒋梦麟、梅贻琦、胡适、李蒸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此时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京的师生上街游行,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揭露日本侵华的野心,反对华北自治,不少的学生被国民政府逮捕,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徐校长闻讯后,立即到市党部保释被捕学生。
    1937年1月至5月徐校长还兼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
    1937年,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电校长徐诵明,提出要解聘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五名教授,他们是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沈志远,他们被认为是倾共分子,关于这几位教授的政治立场,作为徐校长是清楚的,随后,他去南京找王世杰说:“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其学问如何,不论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教授的聘请和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么好越权下令?”为此,陈果夫遇到徐校长说:“像许德珩这样的人都被北京大学解聘了,怎么你们北平大学还要任聘呢?”徐校长说:“当校长不容易,不但要任劳,还要任怨。”此事一直拖至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才不了了之。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逼北平。国难当头,为保存教育国本,保护师生和教育资源以延续国家高等教育,国内多所大学依国民政府指令纷纷内迁。其中最重要者是由京津地区六所大学三三合并而产生的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1937年1月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徐诵明任西安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主持校政(临时大学不设校长)。1937年底,由于正面战场大溃败,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陷,陕西的门户潼关告急,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再迁往汉中。当时,去汉中盆地唯一的线路,就是川陕公路,这条公路要翻越秦岭山区,路途十分惊险,常有车翻人亡的事情发生,但是西安临时大学的教职员工在徐校长的带领下,不顾艰辛,他们以前线战士流血的爱国精神鼓励自己,行军500多里,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汉中城固。1938年5月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全校的开学典礼上,徐校长说:“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1938年7月,抗日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西北联大的师生的爱国进步倾向,早已使国民党教育当局深为不安,他们加强了对进步教授的控制,增派了两位校务委员会常委。1938年9月,校常委徐诵明请辞其兼任的法商学院院长,并聘请鲁迅的好友,历史系主任许寿裳为院长,国民党教育部当局认为徐诵明为院长时,已实行了许多开明改革,走得很远了,怎么能看到许寿裳这样的人来当这个院长,他们组织三青团围攻许寿裳,并越过校常委,直接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得此消息后,立即向徐校长辞职,徐校长表示同情并抗议,立即批准他的请辞,同时自己也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为此,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对徐校长非常不满意,并以解散西北联合大学为威胁。国民党教育部当局还公然训斥徐校长“西北联大为什么沿袭北平大学的传统,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课程,开设俄文教程,引进了共产党的学说?”。随后立即下令严禁商学系学生学习俄文。徐校长不予理睬。1939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一面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另一面密令徐校长解聘西北联大曹靖华等10余位进步教授,徐校长坚决不执行,并与西北联合大学中的四十余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从此,北平大学从历史上消失了。但徐校长的这种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品德,深深留在了广大师生的记忆中。
    1943年5月,徐诵明出任第六届中华医学会理事,并于次年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早在徐诵明到同济大学前,同济大学为了躲避战乱,已从上海迁至云南,再迁四川李庄。抗战中李庄的条件十分艰苦,“一无电灯,二无书店,三无影剧院”而且当时物价飞涨,学校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徐校长坚持勤俭办校,努力克服困难,在他的领导下,同济大学度过了难关,并扩大了规模。徐校长注意民主办学,广延人才,改变了同济大学历来只聘留德人员的旧规,开始聘请薛愚等留英留美人员任教,并派出妇产科胡志远教授到美国留学。由徐校长兼任过院长的医学院先后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生理馆,解剖馆;在宜宾建立起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和生物学馆,还建设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在此期间,学校院系设置也有所扩增,教学设备充实了许多。此后同济大学医学院一直在国内独树一帜。此间,同济大学建立了法学院;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两系。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扩充和完善,同济大学已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同济大学迁往四川重庆,时任校长的徐诵明考虑到学校的发展和广大师生的意愿,表示坚决不同意。甚至于到后来,蒋介石到宜宾巡视时,见到徐校长,询问:“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继续办学?”徐校长告知全校师生员工迁回上海的心情迫切,表示无法从命。随后他带领同济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迁回上海继续办学。徐校长在写给教育当局的信中慷慨陈词,言称“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
    1946年6月25日,徐诵明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调往东北接收南满医科大学,该校被国民政府接收后,改名为沈阳医学院,也就是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徐诵明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病理学教授。
    1948年,在全国解放前夕,徐诵明拒绝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提出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辗转到达上海,迎接解放,并与1949年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医学院任病理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