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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平庸”的“老夫子”? (1)


    “书生之见,也许很迂” 
    1946年7月18日起,《文汇报》以“淆惑社会视听”,破坏“公共秩序”的罪名被勒令停刊一周。19日夜,叶圣陶写信给《文汇报》副刊编辑柯灵,建议停刊期满之日,出一特刊:至少两版,专载读者投函,表明读者需要此报纸,与此报纸有片刻不能相离之情感。亦使反动家知所警惧,报纸后面原来有如此大力为之支持……文字宜短不宜长,人数愈多愈佳。作者不必拉知名之人,尤不宜专请习见于各种刊物之作家,最好各界均有,署名之上,标明其职业地位。文字内容宜抒实感,宜就最具体之方面言之,不作空洞之呼号。动员途径,似可通过人民团体联合会及各业之联谊会。(《叶圣陶集》24卷,253—254页)想得的确是非常周密,可以说面面俱到,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他是一点都“不马虎”的。这样的建议对《文汇报》来说更是求之不得。停刊期满,各地个人或团体的慰问信就有几麻袋。 
    在7月25日复活的《文汇报》上,几个版面都是“读者的话”,其中“文化界的慰问”一栏有叶圣陶7月19日一早就写好的信。全文只有短短三百多字,虽然他自谦“书生之见,也许很迂”,但我们五十五年后读来,他的这些见解却是那么深刻——我国弄到这么糟,一半固然要怪那些为非作歹的,一半也要怪大多数人,大家存着吃了亏就算了的想头。这种想头对于为非作歹的是很大的鼓励,鼓励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为非作歹。必须考较,必须讲道理,除非他们正正式式,公开宣告,现在不讲道理了。(同上254页)这几句“书生之见”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中国症结之所在,正是大多数人对作恶者向来保持沉默,才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为非作歹! 
    “什么道理?” 
    唐、柯灵等编的《周报》,“是几个私人创办的刊物,同人既无党派的观念,更无政治的成见,只是站在国民的立场,拥护政府的原则下,以善意的态度立言,以促进中国的开明与进步”。这样的要求在蒋介石治下的中国还是太奢侈了,《周报》出到48期即面临被封杀的命运,在1946年8月24日出版的最后一期休刊号上,在“我们控诉”四个大字下,沉静的叶圣陶痛苦地发出了“什么道理?”的疑问——《周报》出版了一年,还不让它登记,“什么道理”?不让它登记也罢了,还要它“暂缓”,“什么道理”? 
    不给登记,借此使报纸杂志不得出版,那就是侵犯人民的自由,侵犯人民的自由,比起个人侵犯他人的自由来,罪情更见严重。(转引自《叶圣陶传论》,670页) 
    当郑振铎主编的同样无党无派的《民主》周刊即将封杀的时刻,1946年10月31日,他在休刊号(53、54期合刊)上发表《又来挽〈民主〉》一文,几百个字却像几百支投枪,或者就是子弹。这样的奇文我们今天是难得读到了,好在全文不长,我把它抄在下面: 
    刚挽过《周报》,现在又来挽《民主》,悲愤极了。 
    在《周报》被迫停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必然也容不得《民主》。 
    我们知道,隔不多久,《民主》也将使用那刺人眼睛的三个字——‘休刊号’。 
    准备着挨的一刀,刺过来觉得更痛。何况我们已经屡次被刺过了一刀。 
    当然,多刺一刀,我们痛得更利害。可是,多刺一刀,也使我们恨得更深切。 
    墨索里尼被枪毙过后,尸首倒挂在米兰市上。有个妇人朝他打了五枪。 
    为什么要五枪?不是一枪也不用打了吗? 
    那个妇人有她的道理。她的每一枪为她的一个儿子报仇,她有五个儿子死在墨索里尼的疯狂政策之下。第一枪为了第一个殉难的,第二枪为了第二个。直到第五枪,每一枪都由于更深切的仇恨。 
    我们挽《民主》,我们恨。 
    我们决不肯说“予欲无言”,我们要呼喊“记住这个恨!”(同上564页)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郭汾阳先生称“那一行行诚笃而又沉痛的文字灼着人心”,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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