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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读书台:当年儒学大本营(1)


    
    摄于清末民初的原董子读书台,是惟一存留的原读书台图片资料
    本报记者 张宇鸿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杨锋 韩立敏 
    德州有个董子读书台,董子是指儒学大家董仲舒。
    近日,在春寒料峭中,记者来到德州城区,试图寻访这位大师当年治学时的蛛丝马迹。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和历代的造城运动,原来的读书台已经不见踪影,而一座异地重建的全新读书台已在这座城市东部的经济开发区拔地而起,并正在成为这个城市新的文化坐标与象征。
    当年读书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董仲舒一生历经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四朝。“文景之治”以后,西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重现,退避乡野的儒士逐渐活跃起来。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研习儒学道路的。
    史料称,董仲舒青少年时代在广川研读儒学13载,而董子读书台,可能就是一个重要场所。
    德州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梁国楹教授,是德州最具权威的董仲舒研究专家。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梁教授称,在汉代,德州属于广川。董仲舒在广川一带读书、教书、育人13年可考,但在德州待过多长时间不可考,有的说13年,有的说3年,但董子读书台建在德州是铁的事实,因为有碑为证。至于董子读书台始建于何时、何人所建,因年代久远,资料欠缺。但据现有史料看,董子读书台至少在隋朝就已经建成,明朝和清朝时期几次进行复建。
    据了解,原来的董子读书台坐落于德州旧城广川门外回龙坝附近。清末民初,有张读书台的老照片,现存于城市档案馆。读书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遗存,有些老人称,当年还上过这个台子。据《德县志》记载: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德州知州韦景元修学宫,掘地得石一方,上刻“董子读书台”五字。《乾隆德州志》也有记载:“董子读书台,在州学内。正统间知州韦景元掘地得石刻,询其故址复焉。石白如玉,字画尤劲。盖隋碑也。万历间移西门外。”据此可推断,读书台遗址最初在州学院内,明正统间成废墟。就石碑为隋代刻石而言,说明韦景元所发现的读书台旧址是隋朝遗迹。
    明孝宗时,为纪念董仲舒,在文庙东侧又兴修董子祠。每年都要像“祭孔”一样,按时祭祀董子。到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董子祠因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于是,德州知州马明瑞,在董子台附近又重修董子祠。明世宗嘉靖年间,宰相严嵩南巡途经德州时,曾在董子读书台留下:“董生读书处,寂寂临高台。独有贤良策,人称王佑才”的诗句。
    清康熙年间,山东督粮道朱廷桢在董子台附近的柳湖旁兴建了一座“醇儒书院”(又名柳湖书院)。明清时期,董子台附近既有祠堂,又有书院,一片楼台殿阁。柳湖岸上,奇花异草点缀其间,既是天然风景区,也是攻读经书的好地方。历代钦官巡按、文人墨客、赶考举子经过德州,无不到此一游。所谓:“柳湖西畔御河隈,芦荻萧萧两岸苔。酒户词场多少客,登高齐上读书台。”然而自民国以后,这座闻名遐迩的古迹,由于连年战乱,年久失修,逐渐沦为废墟。新中国成立后,因市政建设而将土台拆除。
    据了解,近代记载的董子读书台,占地面积3亩,正门为1间,南向。院南半部有东西厢房各3间,院内植古柏、古槐;北半部为台基,高3米许,正方形,有台阶12级,台周围砌青砖半截花墙。台上正殿3间,砖木结构,灰瓦盖顶;前抱厦系圆棚式,檐柱4根,前后统一安置棂门;殿内正面有木质神龛,龛内供木牌位“董子读书台”五字。正殿两侧各有小楼1座,系当年钟、鼓二楼。
    下帷讲诵:“三年不窥园”
    河北学者、作家魏文华先生研究董仲舒二十几年,出版有《大儒董仲舒》等专著。据魏先生的研究, 董仲舒读书非常勤奋,一心专注学业,除了学术,其他都不关心。《史记》载:“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汉书》载:“盖三年不窥园。”王充《论衡·儒增》载:“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桓谭《新论》甚至说:“董仲舒专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文景时,人们乘马非常讲究,乘母马者常常被“摈而不得聚会”,而董仲舒却“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可以说,董仲舒读书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西汉时的儒生多专注一经,不能旁通,甚至有的“或为雅,或为颂”,数人才能合治一部《诗经》。而董仲舒知识渊博,学通五经,兼及百家,长于议论,善为文章,是当时的“通才”、“鸿儒”,被称为“群儒首”。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举止优雅,修养颇深。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董仲舒的博学使得四方学士“皆师尊之”,不少有志青年,云会广川,跟随董仲舒学习。董仲舒于是“下帷讲诵”,传道授业。由于弟子太多,无法一一亲传面授,便叫门下高足代劳。史书上说,董仲舒讲学,在讲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里面讲,弟子在帘外听,只有资性优异、学问高深的弟子才能登堂入室,得其亲传。其余弟子皆按受业的先后和深浅,在门下转相传授。可见其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虽博学多才,但在五经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是《春秋》公羊学。汉景帝时,董仲舒因精通《春秋》而被任为博士。《春秋》是孔子晚年修撰的一部鲁国政治史,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由于微言大义,语言隐晦,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学派。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春秋、夹氏春秋。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流行开来。而公羊传的传播,则主要依赖董仲舒和他的老师齐人胡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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