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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

 
    到清代,中国孔庙得到空前发展。中国历史上现存的孔庙建筑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的遗存。明末因战乱、天灾等人为和自然国素遭到破坏和毁灭的孔庙建筑,在清代都得到了恢复,其建筑格局和基本式样虽然承袭明制,但在清代普遍到了规模、规格的提升,成为了各地建筑式样中享受皇家礼制的建筑群和各地城市独特的建筑景观。清代府县孔庙的称呼比较统一,一般称为府学宫、府文庙,县学宫或县文庙。按照清朝颁布的对孔子尊称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统称,地方孔庙统称为文庙。据阙里孔府档案的统计,至清末,全国的府、州、县一般均设置有孔庙,数量达1560处之多。如此众多的孔庙建筑,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延续时间最长、颁布地域广泛,建筑礼制及建筑式样统一、受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祭祀性纪念建筑。
    形成此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清代政治和经济诸多方面的因素。其主要因素在于:1.各朝皇帝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各级地方官僚积极响应,各地文庙得以迅速发展。2.皇家所推崇的文庙的基本礼制的不断扩大和延伸,各地方政府按照清王朝的统一要求,文庙礼制及相应规格基本上统一,使其规模在明代的基础上普遍有所扩大。3.庙学合一,成为文庙建筑的基本形式。
    清各朝皇帝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各级地方官僚积极响应,各地文庙得以迅速发展。清朝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十朝皇帝均表现出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在对待修建孔庙的态度上,均不落后于前朝。统治者的态度在客观上促进了孔庙的发展。顺治帝于顺治二年(1645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两次对孔子的尊封“大成至于圣文宣师”、“至圣先师”;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圣祖仁皇帝在“巡省东国,谒祀阙里”后颁布《圣祖仁皇帝御制宣圣孔子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专程到曲阜祭孔,行三跪九叩大礼;乾隆皇帝8次到曲阜祭奠孔子;乾隆六年(1741年),钦颁《文庙正殿两庑位次图式》;雍正动用国库帑金15 .7万多两修建曲阜孔庙;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十朝皇帝均为曲阜孔庙或北京孔庙题写匾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祭孔仪式升为大祀。统治者的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清政权机构保护和建设文庙的积极性。各地官员唯恐落后,纷纷建设文庙,府有府文庙,县有县文庙。因此出现了一座城市有府、县文庙的独特格局。如湖南省长沙文庙,又有县文庙。天津市府、县文庙并存于一地。在地方文庙中,其礼制不断完善,县以上文庙基本上都形成了三进院落、与学宫配套的庙学格局,在清代的地方县志上,普遍出现了类似湖南沣州文庙、江苏江阴文庙那样的庙学格局图。从清代版本的县志中,可以看出地方文庙在城市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规模宏大的建筑格局。
    皇家所推崇的基本礼制的不断扩大和延伸,各地方政府按照清王朝的统一要求,文庙礼制及相应规格上基本统一,使其规模在明代的基础上普遍有所扩大。清代所建造的孔子庙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是前朝所不能比拟的。山东曲阜孔庙始建时,其规模为面阔三间的庙屋,此后规模不断扩大。到宋代规模为殿、堂、廊、庑,房屋总数达到316间;元朝时,仿皇宫之制,在庭四周建置了四座角楼,建筑总数比宋有所扩大,明代时已经“凡为殿、堂、廊、庑、门、亭、斋、厨、黉舍,合三百六十余楹”,比宋元增加了50余间。清代,建筑总数达到460间,比明代增加建筑120余间,规模扩大3.8倍。四川德阳文庙自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始建,后因所久失修塌毁,明洪武年间重建,明末又毁于兵燹,清顺治十八年知县李如析又重建文庙,康熙四十四年又进行过大规模的修整,并修建“启圣祠”,乾隆二年恭设五代王爵牌位。此后,乾隆五年、十年、二十二年、四十年、五十四年又经多次修葺。嘉庆七年,知县彭永芬、教谕王绘声又重修大成殿、崇圣祠、东西两庑等建筑。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又经过大规模的维修,使文庙建筑已有30余间,占地两万多平方米,大成殿由始建时的面阔三间增加至七间,崇圣祠、戟门由原来的三间也增加至五间,并补修了礼乐亭。据记载,至咸丰五年(1855年),其匾额碑祠已与州级文庙相同了。
    吉林文庙始建于清乾隆七年(1742年),当时为永吉州文庙,是按照州县孔庙礼制建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巡府朱家宝和提学使吴鲁等认为,永吉州文庙“殿堂卑狭,简陋不称,无以崇礼展敬”。当时满汉军民大行孔儒之学,走科举致化之风大兴,甚至满人弃武从文者益众,于是在吉林东门外另辟新址,重建文庙,于宣统元年(1909年)竣工。这是清末所建的规格较高的北方文庙。主体建筑参考了南京夫子庙的布局。万仞宫墙、泮池、状元桥、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东西庑等文庙主体建筑对称于中轴线之上。还有东西宫厅、省牲厅、神厨、乐器库、祭器库、名宦祠、乡贤祠、“金声”门、“玉振”门等建筑。大成门、大成殿用黄色琉璃瓦盖顶,大成殿拜台使用汉白玉栏杆,歇山式顶、面阔九间,正面九龙、背面九凤。这些式样已经达到了中国古代孔庙发展史上地方文庙建筑的最高档次,其礼制与皇家孔庙相当。
    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按照清王朝的统一要求,文庙礼制及相应规格上基本统一,孔庙的类型变化已经明了,出现了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孔氏家庙等祖庙,皇家孔庙、家庙和府文庙、县文庙等与行政区划相对应的各级文庙体制。
    北京孔庙为清皇家祭孔专用庙宇,是三朝皇帝的祭祀场所。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北京孔庙可算是曲阜之外规格最高的孔子庙。北京孔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后经明清及民国初年修建、重建,到1916年达到现今占地2.2万平方米的格局。主体建筑有:先师门(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等主要建筑。先师门是北京现存保留有元代风格的木建筑,歇山式屋顶,配有鸱吻等装饰。大成殿在明成祖永乐年间为面阔七间(七间三进),清光绪三十二年改为面阔九间(九进五间),“九五之敬”已是皇家礼仪的最高级别。
    享有“东南阙里”之称的浙江衢州孔氏家庙,始建于南宋理宗宝祜三年(1255年)。至明代已有大成殿面阔三间,殿内有孔子、伯鱼、子思的塑像。该庙与众不同的建筑有报功祠、恩官祠、五支祠、袭封祠、六代公爵祠以及思鲁阁等。思鲁阁内有南渡时从曲阜移走的孔子及夫人亓官氏的楷木橡。到清代,已经形成了与曲阜孔庙相对应的孔庙南宗基本礼制。
    府文庙是清代对县以上行政区划(除去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孔氏家庙)城市文庙的一般称呼。如西安府文庙、天津府文庙、安顺府学宫、南京府文庙、汉中府文庙。
    据《陕西通志》记载:西安府文庙始建于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5年),后经金、元、明、清多次修建、修葺,到元代,已经形成了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孔庙建筑群。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其规模之大五百楹”。可以推测,其规模再大,也不能超出曲阜孔庙当时300多楹的状况,可能有两百多楹为当时府学的建筑。到清代,坐北朝南,南赶快 有建筑:照壁,太和元气坊、礼门、义路两耳门,泮池、棂星门、仪门(面阔三间、单檐九脊顶),仪门外有华表两座、东西碑亭两座、六角碑亭六座对称而立。仪门后为大厉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式建筑。两侧为东西庑,左右共计34间。此外还有神厨、斋房、文昌祠等配套建筑。清代格局的西安府文庙俨然一派皇家建筑格调,仪门施以黄绿琉璃瓦、大成殿用黄琉璃瓦、琉璃瓦顶碑亭、华表等式样均为典型的皇宫建筑模式,大成殿面阔九间已经享受了文庙建筑的最高礼遇。不幸的是西安府文庙的大成殿于1959年毁于火灾。
    天津文庙由天津府、县文庙组成。明正统二年(1437年),天津左卫指挥使朱胜将私宅改为学宫,即儒学或卫学,清雍正三年(1725年),天津卫改卫州,九年又升为府,置天津县,原来的学宫儒学、卫学先后改为府学,即府文庙。雍正十二年(1734年),总督李卫在府学西侧,又建县学,即县文庙。由此,府、县文庙为毗邻布局。为了体现府、县文庙规模差异,府文庙施黄色琉璃瓦,大成殿面阔七间,东西庑五间,而县文庙则是青瓦,大成殿面阔七间,东西庑五间,而县文庙则是青瓦,大成殿面阔五间,整个结构上,府文庙显得华丽,而县文庙则较简单。县、府文庙虽然边壁,二者仍然有共同使用的建筑,如: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坊等。现存的天津文庙为国内目前唯一保存比较完整的府、县合一的两套清代文庙建筑式样,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据《汉中府志》记载,陕西汉中府文庙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后经清代多次修葺,主体建筑有泮池、棂星门、戟门、大成殿、东西庑、尊经阁、明伦堂等,大成殿为清代建筑,面阔五间。
    府文庙的规格也是不尽统一,大成殿有九间(西安府文庙)、七间(南京府学一朝天宫、苏州文庙)、五间(安顺府学宫、汉中府文庙、泉州府文庙)。
    县文设是清代普遍存在的文庙建筑群。大成殿的规格决定着该文庙的礼制和规格。面阔五间是清代县文庙的规格,此外三间、七间的大成殿也有一定的数量。始建于顺治七年(1650年)的广东川学宫、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云南富民文庙、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云南广南文庙、清雍正四年(1726年)的台湾彰化孔庙、乾隆五年(1740的)的甘肃兰州文庙、乾隆六年(1741年)的江西赣州文庙、始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湖南武冈文庙、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湖南永州文庙、道光元年(1821年)的云南墨江文庙等文庙、清同治七年(1868年)的台湾宜南孔庙、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台湾新竹孔庙(淡水厅学宫)等均是大成殿面阔五间的规格。面阔三间、七间规格的大成殿的县文庙不是太多。始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台湾高雄孔庙、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湖南石门文庙大成殿则是面阔七间。始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台湾澎湖孔庙、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湖南零陵文庙、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台湾屏东孔庙、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吉林长春文庙、清光绪八年(1882年)的台湾归仁敦源圣庙等的大成殿均面阔三间。三间为规模最小的文庙,其基础应是源于孔子故宅的“庙屋三间”。
    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也设立了文庙建筑。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我国现存始建于雍正、同治、光绪年间的几处北方孔庙。内蒙古呼和浩特现存有三座孔庙。一座是在新城南街的八旗文庙(满),另两座是在归城(今玉泉区内)的土默特文庙(蒙)和县文庙。据《敕建南文庙碑》记载,土默特都统州津将乌兰察布盟属六旗为其修建的祠堂“稍加展修,改为文庙”,其目的是为了效法中原的作法修建孔庙,设立学校,培养人才。雍正二年(1724年)“陈情奏请”清王朝批准,建立了南文庙,这就是土默特文庙。至于八旗文庙则是依据满八旗的礼制立庙。县文庙则是归绥道台给山西蕃司(当时绥远道隶属山西)上书,以崇敬儒学为名,要求另立别于蒙文庙的汉文庙。经山西蕃司批准,归绥道台就地筹款,阿克达春等人以当时杨家巷义学旧址为基础于光绪三年(1877年)建立了县文庙。呼和浩特的满蒙汉文庙均以内地文庙为蓝本,有大成殿、泮池、礼门、仪路、万仞宫墙殿面阔三间,清朝积极鼓励各地修建文庙的举措,使得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官员也纷纷效仿其庙学之制,办起学校教育。明正统年间,宁夏中卫县城就设文庙,清初又创建了应理书院,义学、社学、私塾遍及各乡镇。据《中卫县志》记载:“士皆好学深思,力行待取”,“蔚然不让中州”。“蔚然不让中州”,这话概括得非常准确恰当。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废除科举、举办新学运动的推动下,宁夏知府赵惟熙,与举人吴复安将原银川书院改为宁夏府中学堂,地址在文庙。
    庙学合一,成为中国孔庙建筑的基本形式。这是清代孔庙最显著的特征。在京师,国学国子监与北京是左庙右学的关系。于是府州县也自然效仿。因庙设学,或是因学设庙所致。这些“学”,在具体建筑形式上或是“明伦堂”或是“书院”或统称“学宫”。学校教育不断发展,是庙学得以存在的基础,兼顾祭祀孔子和学校教育功能的相互关系的衔,正是地方孔庙建筑在清代建筑组群的基本格局。
    自从《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五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关注孔庙及儒学的发展。由于地方乡绅的努力,本已经开始衰退的孔庙建设,还是有一些动作。广东佛山文庙就是在此种情况下营造起来的。被称为“尊孔会”的佛山市区祖庙路祖庙大院,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由当地一批尊孔士绅集资所建的文庙,属小型纪念性建筑物和尊孔活动场所,因而并未遵循一般文庙之礼制。当时建筑包括孔圣殿、招待室、治事室、小亭以及荷池花园等,占地2000平方米。佛山文庙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建筑仅为孔圣殿。
    总的来说,清代孔庙在前朝基础上修葺、建设,不断扩大或更新,并且发展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据文献记载,到清末,国内各地总计有孔庙建筑1560座。县以上的城市普遍修建了孔庙,少数乡镇也修建了孔庙。如果加上当时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孔庙建筑,中国孔庙在清代的最高峰时达到2000余处。《版权属于中国国学网,若要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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