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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漕运:留给江苏的丰厚积淀(2)


    
    清·徐扬绘《姑苏繁华图》
    
    无锡古运河弄堂
    淮安师院副院长张强用数字来说明淮安在漕运史上的重要性: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通过漕运实现5000万两。为保证漕运畅通,河道总督每年要花1000万两以上白银治河,淮安城当时的人口达到100万,全国四大盐商有三家住在淮安河下镇,当地的私家园林有近百家,河下仅明清两朝,就出过56名进士、160多名举人和贡生,状元、榜眼、探花都有,“河下三鼎甲”更名闻遐迩。
    由于淮安处于秦岭——淮河这条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上,造成了运河南北漕运能力较为悬殊,因此淮安成为南船北马的交汇点,物资在此由水运转为陆运北上,人员乘车马在此换船优游南下。由于运河与淮河落差大,船行过淮,不仅要盘坝过闸,还常因待潮待风滞留淮上,因此淮安城货物之丰富、仓储之发达、各色人等的汇集、市井的繁华可想而知,由此也催生了饮食业的发达。在清代,京都的皇家显贵纷纷从淮安引进厨师,在淮为官者调离时也常带着厨师走。在开国大典的国宴上,张文显等一批淮厨被借调进京,淮菜“软脰长鱼”率先登台,被誉为“共和国第一菜”。
    明清两朝,淮安是中央政府的河道治理中心、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和淮北食盐集散中心,中国漕运博物馆建在淮安,不仅展示数千年的漕运历史,更唤醒了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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