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8:10:12 中华文史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五） 其他运输渠道 除了漕渠和升原渠外，唐代还开凿了其他一些运输渠道。这些渠道基本都是为运输木材而开 凿的。 就在韦坚开凿漕渠的唐玄宗天宝元年，京兆尹韩朝宗也开凿了一条分引渭河水的渠道，用以 运输木材。这条渠道从唐长安城西面中间一门金光门进入长安城，在西市西街开挖水潭，用 以存放通过漕渠运来的木材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旧唐书》卷9《 玄宗纪》下。。这条渠道的引渭地点缺乏记载，具体路线也已难以复原。 从现在的地势来分析，很可能是在今周至县渭河南岸引水，经昆明池南侧转入金光门。唐代开挖的另一条运输木材的渠道，是代宗永泰二年京兆尹黎斡奏请自南山谷口引水穿 过长 安城进入禁苑，用以漕运终南山上的薪炭。终南山是长安城薪炭的主要供给区，白居易《卖 炭翁》诗里描写的卖炭翁就是用牛车来拉运终南山里的木炭到城里去卖。木炭质重，运输不 便，长安城中的木炭因此价格昂贵，供应匮乏，“苦樵乏薪”。假如能够凿通水路，自然要 方便很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黎斡并没有开成这条渠道，只是在皇城外边安排倡优表演了 一些名之曰“水戏”的小把戏，哄弄皇帝高兴了一下，根本没有凿通这条渠道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45 《黎斡传》。，更丝毫谈不上起到什么运输作用了。 黎斡运送木炭的渠道虽然没有凿通，不过，唐朝在长安城西面有一条叫做“漕河”或是“漕 水”的水道，乃是在城西南从现在的氵皂河上分 出，沿唐长安城西垣北流，再进入禁 苑，缘汉长安城南垣和东垣，流入 渭河 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1万年县“漕水”条，卷12长安县“漕河”条；又据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原刊《 地理学报》1958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这个漕河显然也是一条人工渠道。只是文献失于记载，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条渠道开凿的具体过程了。从“漕河”这一名称来看，这条渠道也显然 与运输有关，至少不是主要用于灌溉农田。结合黎斡在终南山开渠的意图，可以看出这条“ 漕河”的主要运输职能似乎也应该是终南山上的薪炭。 （六） 沟通丹江和灞河水道的尝试 在韦坚开浚漕渠以前，为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在唐中宗景龙年间，襄州刺史崔提出了一 个新的运输方案。崔的基本想法同汉武帝时沟通 褒斜道的构想大体相同，就是尽量避开不 用三门峡黄河险段以及流浅沙深、水力无常的渭河水道，而设法沟通汉江与关中的联系。不 过，崔选用的路线不是当年的褒斜线，而是试图 先把粮食货物由汉江溯源而上，转入汉江 支流丹江，水运到商州后，再改陆运，越过秦岭，在秦岭北坡的蓝田南面，出石门谷，至蓝 田，再沿灞河水运到长安附近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9《崔传》；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 •酷虐》。。 过去有人认为崔所说的石门是指蓝田西南的石门谷，即今汤峪河据黄盛璋《历史上黄渭与江淮间水陆联系的沟通及其贡献》，原刊《地理学报》1 962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3页)；严耕 望《唐代交通图考》第3卷《秦岭仇池地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 985年版）篇拾陆《蓝田武关驿道》，第660-661页。。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 误的。蓝田西南的石门谷水，乃是北流汇入河 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1万年县 “石门谷水”条。，它与灞河东岸的蓝田牵扯不上任何关系 ，从这个石门谷出来北去长安城，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不会经行蓝田。今蓝田东南的道沟 峪，唐宋时期一般叫做倒回谷，而它还另有一个名称即是称之为“石门谷”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刘谷水”与“铜谷水条”条引北魏郦道元《水 经注》佚文。。这个石门谷的南面，与丹江隔岭相对，谷内本来就有道路东通洛南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倒回谷”条。参见拙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 附近的陆路交通》，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第96-97页。。从商州商洛凿山筑路，沟通 丹、 灞两条河谷，也远比向西到今汤峪河那里要方便得多。在唐代，本来就是以这个石门谷作为 灞河的正源。北出石门谷，就是宽阔的灞河谷地，便于通行往来。所以，崔沟通丹、灞二 河的交通线路就应当是选在这里。 崔督役数万人，开通了这条新路。新路开通后， 封锢了原来的蓝田关旧路，强令行人一律 取道新路。由于行用时间过于短促，文献记载有限，这条新路上水路地段的效用如何，还有 待更进一步探索，但是穿越秦岭一段陆路却是艰难备至，远不如旧路通畅，“每经夏潦，摧 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甚而至于“数摧压不通”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酷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9《崔 传》。，实际上并没有怎样很好地利用。崔主持开路时身为襄州刺史，而他出守襄州是因过被贬 流放，时为唐中宗景龙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所有流人一律放还，崔也重归长安 据刘等《旧唐书》卷7《中宗纪》；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 局1956年版)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因此，这条石门新 道应当开凿于景龙三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间。到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崔又因谋乱被配流岭南，商州奏请复依旧路通行据刘等《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 酷虐》。。这样，石门道从开凿到废弃，总计不超过4年，其间又“数 摧压不通”，就连陆路交通都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更不用说连接丹江河灞河的水运了。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秦岭高峻起伏的山峰，对交通运输的阻碍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不 管人们怎样努力，沟通两坡的水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汉唐先后沟通褒、斜和丹、灞这 样，以陆运越岭来连接两坡的水路运输，也由于越岭陆运的艰险，失去了在正常社会状况下 的开发价值。崔沟通丹、灞水路的设想，乃是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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