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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交通

人们所熟悉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五丁开道”的故事,“夸父逐日”的故事,都依稀透露出远古
    先民们发展交通事业的艰苦努力。
    中华民族的始祖皇帝,被后人称为“轩辕氏”或“轩皇”、“轩帝”,实际上就是对他在交通方面创制的赞颂。《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说,黄帝是车辆的发明者,因此而号为“轩辕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各地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则予以征抚,“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的事迹,反映了传说时代交通发展的实际情形。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而“行不迷”;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史记?夏本纪》),他们圣王地位的确立,也与交通行为有关。
    在河南安阳、郑州和辉县的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原产于新疆的玉和原产于南海的贝。《尚书?酒诰》中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用”的说法,表明殷人的交通贸易关系已经扩展到非常广阔的地域。殷墟卜辞中已经多见象车之形的“车”字,结构多有不同。大型墓葬多附有车马坑并随葬车马器,车马同时又被作为奉献于先祖的重要祭品之一。当时战车还是体现军队实力的主要军事装备,而这种以车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又对交通道路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甲骨文中结构多样的“舟”字,说明当时的木船已经有多种形制。卜辞中所见“凡”字作“帆”的象形,反映当时借用风作舟航动力的水运形式已经出现。
    周王朝在各地分封诸侯,利用所建置的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紧密的联系。当时以车兵为军队的主力,也要求各地有平阔的大道相通。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当时的文献,把周王室所主持修筑的连通各地的交通干道称为“周行”或“周道”。《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周道”如同磨石一样平整,如同射出的箭一样端直,体现了这种交通干道规划设计的合理和修筑施工的严谨。
    春秋时期,交通建设有了新的进步。大致在这一时期,太行山、秦岭等险山峻岭都已经开始有车路通行。《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定王时,单襄公奉使自守前往楚国,途经陈国时,看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于是预言陈国将要灭亡。可见,以交通道路为主体的交通设施是否修整,当时已经是体现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晋平公当政时,晋国道路馆舍失修,也曾经受到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批评。
    以交通干道的建设为基础,相应的交通设施也得以进一步健全。《周礼?地官?遗人》说,贯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十里,设置有“庐”,“庐”可以提供行旅饮食;每隔三十里,有可以止宿的“宿”,“宿”设有“路室”,并且有服务于行旅的粮草储备;每隔五十里有“市”,“市”有住宿条件更为优越的“候馆”,行旅消费品的储积也更为充备。当时,中原各国政府普遍沿交通干道设立交通站,置备车马和专职管理人员,遇到紧急情形,则乘传疾驰,次第相继,使军情政令能得以迅速通达。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德政的流行普及,比邮驿系统传达政令还要迅速快捷。可见,当时驿政的发达,突出表现为信息传递的神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