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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周道

周族是一个古老的姬姓部族,原生活于以豳(陕西旬邑)为中心的地区,后来南迁至周原(陕西岐山附近地区)一带,至姬昌(文王)为王时,已成为商王朝西方的一个大方国。它逐渐向东扩展,灭崇(河南嵩县北)后,迁都于丰(陕西长安西南),不久又建辅都于镐(丰京略东)。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姬发(武王)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为了加强对原商地区的统治,姬旦(周公)在洛邑(河南洛阳)又营建了一个都城,后称丰、镐为宗周,洛邑为成周,它们都是西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经过夏、商两代近千年的发展,我国奴隶制社会已进入繁荣鼎盛时期,社会生产力较前大有提高,中央王朝的权力也较前有所集中。西周王朝推行“宗法制”与“封建制”,并以礼治来加强。 “宗法制”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利用大、小宗的传嫡制来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制度,以加强王权及各级奴隶主贵族的专制统治。 “封建制”就是将周王子弟、同姓贵族、有功或臣服的异姓贵族,封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等级的诸侯,分配在全国各要地,建立军事据点性质的城邑,以统治当地民众,藩屏西周王室。据《吕氏春秋》记载,当时“服国八百,封国四百”;但重要的大国,只有71个。 69这些大国,是西周王朝统治的支柱。它们不仅拥有自己的常备性质的军队,而且也修建了保卫自己的城池。因而,就形成了疏散分布于全国各要地的城池网络。 
    为加强礼制,以便有效地维持等级制度,西周王朝对诸侯的都城规模,也按照爵位大小作了相适应的规定。 《周礼·考工记》说周王都城“方九里”,诸侯们的都城,则“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等。有的更具体地说: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严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侯、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以及王城高九仞,公、侯城高七仞,伯城高五仞……。这些绝对数字,是后人按后世观点写出的,难免带有想象的成分,并不一定准确。但由于诸侯各国大小不一,所统辖的民众、土地也多少不一,势必受到人力、物力及防守能力的限制,因此,各国都城的修建,其规模基本上与国家的大小相适应,并有所差别,这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 
    西周王朝幅员辽阔,屏藩王室的军事据点分散于各国各地。西周王朝为了能密切与诸侯的联系,确保王都与各诸侯国都之间的交通畅通,以便于机动军队、传递军情,以王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构筑了许多条以军用为主的国家一级的道路,称为“周道”,或称“周行”。西南至巴蜀(四川),北至秦、晋(陕西、山西),东北至燕、齐(河北、山东),东南至淮夷(安徽、江南至申、荆(湖北),都有“周道”可通。 
    据古文献记载,“周道”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路面平、路身直。《诗·小雅·大东》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它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和牢固,像箭杆一样挺直;《诗·小雅·小弁》和《左传》襄公五年所引逸诗,也都赞扬说:“嫩嫩(平)周道”、“周道挺挺(直)”。二是路幅较宽,四马战车可以通行无阻。《诗·小雅·四牡》说:“四牡啡啡(速驰不停),周道倭迟(遥远之貌)”;《诗·小雅·何草不黄》还记有辎重车行驶于周道的情况,说“有栈之车,行彼周道”。三是周道两侧植有树木。 《国语周语》说: “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 《诗·大雅·绵》说:“柞、械拨矣(柞械树生叶时),行道兑(通行)矣”,可见周道两侧是种有树木的。道旁植树,不仅可起遮荫、标识作用,而且也起遮蔽、障碍作用。商代后期,战车已成为军中主要兵种,至周代,车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所以植树设障,就列为国家的重要防御设施之一,它和壕沟、土墙相互配合,成为战车难以逾越的障碍。 
    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周王朝设有专门“掌达国道路”内官员“野庐氏”,负责管理道路的“宿息井树”,在国家有军事行动时,要保障道路安全和畅通,以及军队的沿途休息、饮水等事务。《周礼·夏官·司马》记载,还设有“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的官员“掌固”,和管理各种障碍设施的官员“司险”,“设国之五沟五涂(道路),而树之林以为阻固”,一旦国家有警,“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 
    王城、诸侯都城、沟涂、树障以及国家公路的周道等工程设施,组成了西周王朝的防御筑城体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