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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2)


    涿鹿大战折射出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融合
    黄帝和炎帝联合之后繁荣发展的农耕文化,又与另一支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蚩尤为首领的华夏先民中的狩猎文化,发生了冲突和交融。从人类早期的社会生产发展来看,狩猎文化对农耕文化既是一种重要的、必需的补充,同时也对农耕文化具有一定的破坏力。故而,这场被汉文古籍记称为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斗——涿鹿大战,实质上应被视为黄帝和炎帝融合后形成的、充满新增活力的农耕文化,为了得到今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而必须消除狩猎文化所带来的破坏,于是发动了一场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斗争,从而实行一种强制性的、过程剧烈的融合。
    《史记·五帝本纪》对涿鹿大战是这样记述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场以征战为表现形式的兼并和强制性融合,其结果就是通过“禽杀蚩尤”,完成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强制性融合。经现代学者考订的《逸周书·尝麦解》,对这场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战描述道: “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炎)帝。分政上卿,名蚩尤。”后来因为“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下,顺开思序,纪于大帝。” [2]这反映出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乃是当时足与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部族文化,鼎峙而立的另一支强盛的文化。
    历史上的汉文古籍,对于蚩尤的形象和活动,多有污蔑性的失实描绘。《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述异记》也将蚩尤形容为“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头有角”。长期以来,这些侮辱性的不实记述,导致人们对蚩尤及其代表的文化,做出种种不正确的认识和诠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历史上的狩猎者大多有着“食肉寝皮”的习俗文化。而狩猎者们“衣兽皮”的服饰文化,直至近现代,仍在我国和世界上一些狩猎民族中有所沿袭。[3]因此,透过“兽身人语”、“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和“头有角”等形象性的描绘,应看到这正是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狩猎者“衣兽皮”的穿戴服饰。
    蚩尤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前的炎帝时代,占着“分政上卿”的重要地位。这正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的早期农耕文化,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需要和倚重。而“兄弟八十一人”的记载,则是表示当初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所在众多。可见,狩猎文化对尚不能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早期农耕文化,确曾具有一定的补充,从而占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只有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后,汇成相对稳定繁荣的农耕文化,才有力量对“作乱不用帝命”的狩猎文化,发起“攻战”性的兼并和强制融合,最终以“禽杀”蚩尤为形式,完成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大融合。
    黄帝和炎帝、蚩尤反映了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的三大文化
    《史记》、《逸周书》等汉文古代文献中有关黄帝、炎帝和蚩尤的记载,绝非凭空而来的臆测,更不是毫无依据的怪谲神话。它是华夏先民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一种文化传承的标志。它反映和揭示了华夏先民这样一个不容抹杀的历史实体:较早进入中原地区定居的农耕者、活动在中原地区的狩猎者,以及从西部和北方迁移来的、由游牧转入农耕者,构成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华夏先民的三大主要部族。而在这些创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三大部族中,惟有以黄帝为首的有着游牧文化强劲活力和稳持的、崭新发展的农耕文化,才成为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三大部族文化的主流,并且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原华夏先民农耕文明的形成。
    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中的游牧者,从西向东迁移并抵中原地区,他们在经过了半农半牧阶段之后,进入了定居农耕。其间,在黄帝率领下发生了与已经定居在中原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之间的阪泉之战。随后,出现了表现为“诸侯咸归轩辕”为形式的炎黄两大部族文化的联合。而被汉文史册描述为:“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的记载,则反映和说明了,充满动态和活力的游牧文化,不仅能与固土重迁、稳持循蹈的农耕文化互相汲取和融合,而且正是由黄帝和炎帝两大部族的结合,开创了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相汲取、彼此补充,进而不断推进中华农耕文明发展的历史。
    诚然,狩猎文化曾是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文化阶段,这反映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狩猎对收获并不稳定的早期农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不可缺少的。传说时代的中原华夏先民也应有过这样的经历。据史载,传说时代中原地区游猎者为数众多,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之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在炎帝治理下的农耕时代,蚩尤占据着“分政上卿”的重要社会地位。
    由于狩猎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对农耕所具有的一定的破坏性,所以,农耕文化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消除狩猎文化对农耕文化带来的妨碍和破坏,并对狩猎文化加以兼并和融合。《逸周书·尝麦解》所记载的:“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炎)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无疑是对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的反映。通过黄帝和炎帝联合之后“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政,顺列思序,纪于大纪。邦名之曰:绝乱之野”的历史写实,反映出传说时代的中原地区,进一步强盛了的农耕文化,完成了对狩猎文化的兼并和融合。
    但是,也许是由于狩猎对于靠天收获的农耕社会,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所以,长期以来被黄帝“杀之中翼”的蚩尤,在中原华夏先民中同样占有崇高的地位。中原华夏先民虽然赞颂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的功绩,但对战败“禽杀”的蚩尤,却仍然奉为华夏古代的“战神”,并冠以殊高名誉,并与功勋显赫的始祖黄帝一起,登上了古代华夏的祭坛。
    《史记·刘邦本纪》所载:汉代民间还流传着“祠黄帝、祭蚩尤”的祭祀礼仪。《史记·封禅书》也记有“一曰天主祠天,二曰地主祠泰山,三曰兵主祠蚩尤”的隆重祭祀礼仪。这不仅说明创造农耕文明的华夏先民,对以蚩尤为代表的狩猎文化的倚重;更反映和说明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部族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原华夏农耕文明的基础。而黄帝和炎帝、蚩尤,正是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崇敬的三大文化创造者的代表。
    黄帝肇启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的农耕文明
    黄帝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为了方便人民的定居生活,以及进一步发展农耕生产,便发扬游牧者擅长找水的传统,让人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挖掘水井,并且确立了“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的制度。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地域为单位的行政区划:“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
    由此可见,中原华夏先民是从黄帝时代开始,出现了按地域区划人民,并对一定地域区划内的人们进行管辖和治理。这样的按地域区划进行管辖、而不再以血缘来区分一定地域上的人们,就意味着中原地区的华夏先民,开始作为一个古代民族,出现和屹立于世了。
    在黄帝时代中原华夏先民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创造,其中诸如“伶伦作律吕,隶着作算术,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大挠作甲子”,这些都是值得一书的。然而,容成则在这“六术”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历”,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这就意味着中原华夏先民的农耕生产,因在黄帝时代对天文和历法知识的总结,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提高。本来,游牧者在荒野上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造就了善识天象和星空的特长。所以,黄帝时出现了天文历法,说明华夏先民为了发展农耕生产的需要,在学习和汲取游牧部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和产生了对农耕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天文历法。
    值此一提,黄帝的史官仓颉依类象形,创造文字,标志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出现了。尽管汉字的产生,未必是黄帝时由仓颉一蹴而就的。但是,文字的出现和使用,毕竟让华夏先民无可争议地步入了人类的文明殿堂。因此,黄帝时的仓颉造字传说,至少可以反映出,中原华夏先民到了黄帝时代,由于社会经济和农耕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间,已经进入到必需产生文字的阶段。所以,才出现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仓颉创造文字。
    在黄帝时便创造、出现并一直使用至今的汉字,不仅对古代华夏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进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还起到了巩固华夏团结和维系华夏文化的卓著作用。汉字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标识,巩固了古代华夏和促进汉族的发展壮大,在特殊的民族和历史文化背景下,汉字也就无可争辩地,成为凝聚和巩固华夏发展,乃至中华民族成长和壮大的一个纽带。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的首领。在他的率领下,一支原先活动于西部地区的游牧者,不断往东迁移,并且在抵达中原后完成了向定居农耕的过渡。黄帝开创了中国古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互相汲取、互相结合,以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合的历史,并使历史上兴起于中国西部和北方的游牧文化,不断注入中原的华夏农耕文化,使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不断获得新鲜活力。
    《魏书·帝纪》所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以及“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等载录,尽管为后人所记,但这些历代学者的论述,多次印证了始于黄帝之时的中原华夏农耕文化的历史,是不断汲取和兼容游牧文化、狩猎文化的历史。因此说,正是黄帝开创的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为中国古代华夏文明的发展,开掘了不竭之源、奠下了广阔的发展之路。
    肇始于黄帝及黄帝时代的各种礼仪制度和文化创造,不仅对古代华夏乃至汉族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在历史上的中国,起到了巩固古代华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维系传统文化和礼仪制度的作用。所以,黄帝在作为华夏先民始祖的同时,理所当然地还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黄帝甚至成为凝聚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推进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进程。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
    [2] 何 新:《诸神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3]徐亦亭:《蚩尤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狩猎者首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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