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精耕农业与市场经济(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8 08:10:03 中华文化信息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市场交易网把农业社会中的个别成员结合于一个巨大的经济网之中。这种观点多少不同于一般习见的看法。后者总以为中国的农业社会由许多自给自足的村落合成，彼此之间各不相涉。[56]事实上，汉代已有不下二三十个具相当规模的城市，座落于联络各地区的大小干道上。[57]汉代的生产力，足可产生繁荣的工商业。但是汉代的重农政策，尤其武帝时代杀鸡取卵的措施，使甫萌活泼生机的工商业，刚发芽即告夭折，夭折于强大皇权的压力之下。[58]武宣以降，汉代的官僚机构渐渐形成气候，士大夫不容政治之外的工商力量构成对其政治独占挑战。中国将发财与升官联合为一个成语，即可见政治之外，甚至不再容许另一平行的致富途径。[59]商业活动，是以在武帝以后不可能有全面发展的机会。于是生产食物的责任固已由农民担任，连原可由工商专业担任的其他货品的生产工作，也不得不由农村担任，转而也吸引了农村中季节性的多余劳力。 商业活动的水平随着政治安定度而升降。国家统一，内部交通无阻隔，则货畅其流，不仅局部性的经济整合，易于做到，甚至全国性的整合，也并非不可能。反之，若国家分裂，伏莽遍野，举步荆棘，则商旅裹足。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经济的触须，逐步缩回。第一步当为区域性的经济自足，也就是区域性的经济割据。逐步缩小，到最后一步即可能构成关着寨门的坞堡自给自足。这种小地区的自给自足，不能与当地的自卫分开。地方领袖即由此脱颖而出，成为地方豪强。光武舅氏樊宏父子，即是此等人物。[60]大约全国即已分割为许多经济上独立的小单位，凡事不假外求。[61]西汉末如此，东汉末的坞堡，也正是这种关闭性的单位。[62]其中农民非农业性活动，遂不免由生产可赴市售卖的货品，转变为生产外来供应中断后的代用品。然而，这种由互相隔离自给自足的独立状态，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到国家再度统一时，孤立的小单位会再度由交易而逐步整合，再度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网络。中国的集约农业，终究会使农民把非农业活动的资金与劳力，转化为专业货品的生产，让农民在农业收入之外，享有可观比例的农舍工业的收入。 (原文为《汉代农业》一书的摘要，载《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作者：许倬云 注释： [1]《史记会注考证》，卷六，页二五--二七。 [2]《韩非子》(四部备要本)，卷一七，页一三--一四，又参看卷一八，页一0--一一，卷一九，页八，卷二0，页四。 [3]《史记会注考证》，卷六八，页八、一一。 [4]同上，卷六，页三四--四六。 [5]《吕氏春秋》(四部备要本)，卷二六，页四--一一。 [6]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本上册。 [7]《汉书》(四部备要本)，卷二四下，页八--一三0;《盐铁论》(四部 备要本)自然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史料，见近人著作：Ch’ü Túng—tsu，Han Social Structur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pp．196—20l；S.N．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ucoe，1963),p.121。 [8]吉田虎雄，《论汉代的租税》，《两汉租税の研究》，东京，一九六六，页二五以下．关于以农立国，参看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形式》，上海，一九六四。 [9]《汉书补注》卷四，页七。 [10]同上，卷四，页一一。 [11]同上，卷四，页一三。 [12]前述诏书明白地指出了户口纪录不见增多。 [13]《史记会注考证》，卷一八，页三--四。 [14]《汉书》］，卷一六。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平，一九六二， 页二三六--二三七。汉代郡国人口密度，请参考劳干，《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 第二分，页二一五以下。 [15]《汉书》，卷一八、卷七六，页一四。劳干，《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同上，页一七九--二一四。 [16]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一九五七，页四五0--四五二。 [17]劳干，“两汉户籍”前揭文，页一九二--一九三、二O八--二一四。 [18]Herold J．wiens，China Marches Toward the Tropics(Hamden，1952)：Hans Bielenstein，“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A．D．2—742,”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guities，XIX(1947)，pp．125--163． [19]天野元之助，《汉代豪族の大土地经营试论》，《泷川博士还历纪念论文集》，东京，一九五七，页八。 [20]增渊龙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东京，一九六0，页二六五以下。 [21]《汉书》，卷二四下，页一二；《后汉书集解》(艺文影印)，卷二九，页一二上；卷一一，页一四下；卷八0，页一一上。 [22]若人口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增殖，二十五年后，一百人可增殖为一百二十八人，而一百年后可增殖为二百七十人。E．A． Wrigley，Population and History(New York，1971)，p．206，fig．6--2。 [23]劳干，“两汉郡国”前揭文，页二一六以下。在若干地点，人口密度可以局部性的异常高，参看同氏“两汉户籍”前揭文，页一九七--二0一。 [24]劳干，“两汉郡国”前揭文，页二一六以下。比较该文所列两汉资料，可发现两汉十三个人口最密郡国中的十个，仍列入东汉十七个最密郡国之中。 [25]《汉书》，卷二四上。页七。 [26]同上，卷二四上，页一二--一三。 [27]Wrigley，op．cit．，pp．46—50.参看，T．R.Malthus，First Easay on Pop— ulation(London：Royal Economic Society，1798，reprint，1926．) [28]Ester Boserup，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Chicago，1965)， p．41． [29]《汉书补注》，卷24上，页一三。 [30]同上，卷二四上，页一二。 [31]《吕氏春秋》有关农作的四篇，自然不是农夫所作。但即使文人学士是真正的著者，仍须当时有有关这一类的问题存在，这些知识分子方可下手讨论，何况先秦有一批真正关心农业的农家学者，也亲自操作，具有第一手农作经验的，如《孟子》中的许行之徒。 [32]许倬云，《两周农作技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四分，页八0三--八一八；夏纬瑛，《<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上海，一九五六；万国鼎，《〈吕氏春秋〉的性质及其在农学史上的价值》，《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一九六0,页一八二--一八五。 [33]《汉书》，卷二四上，页一三—一四。至于代田究竟宜于在大面积农田抑小面积农田，仍是聚讼之点，参看伊藤道雄，《代田法の一考察》，《史学杂志》，六十九卷十一期，页六一--七八；西嵨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一九六六，页一六六以下。其实代田法对于大小农田都可使用。 [34]Chang Chun—Shu，“The Colonists and Their Settlements on the Chu— Yen Frontier，”《清华学报》，新二号，页一六一--二一五。 [35]《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一九五九年第九期，页四六三，图版一0四。 [36]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北平，一九五九；大岛利一，《氾胜之书につぃこ》，《东京学报》，京都，十五卷三期，页八六—--一六。 [37]中国的厩肥，以猪肥为最常见，也远在汉代即可见之。汉代明器常见猪圈与厕所相连，汉代村落遺址，也见此种安排，《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一期，页一二四。 [38]石声汉，前揭书，页六四。清代颇有人想重新尝试区种法，参看王毓瑚，《区种十种》，上海，一九五五。一九五八年在河北河南两省也曾有实验，参看万国鼎，《中国农学史稿》，北平，一九五九，页一七八。 [39]石声汉，前引书，页四八--四九。 [4O]妇幼在田间的工作，东汉代史料中颇常见，如丈夫耕田，妻子耘草，例见《后汉书集解》，卷八三，页一五。 [41]Boserup，op．cit．，pp．51--53，但本文作者只借此注说明劳力分布不匀的现象，并非意谓二十世纪中国的情形可用来证明汉代情形。 [42]Stephen Hymer and Stephen Resnik，“A Model of An Agrarian Economy with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9(1969) p．492． [43]《僮约》全文可在严可均辑《全汉文》中见之。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对《僮约》內容有详细的分析。见其《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一九六七，页二五六--三八0。 [44]Hymer and Resnik， op．cit．，pp．492--497。 [45]John C．H．Fei and Gustav Ranis，“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spectiv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9(1969)，pp．386--395。 [46]宇都宫清吉，前引书，页三四九--三五三 。 [47]同注[43]。 [48]现存最佳版本为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一九六五。又参看杨联升，《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食货》，一卷六期，页八以下。 [49]守屋美都雄，《中国古岁时代の研究》，东京，一九六三。 [50]石声汉，前引书，卷四，页一0。 [51]Fei and Ranis， op．cit．，p．393。 [52]《史记》，卷一二九，页一一。 [53]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世界书局影印本)，卷六二，页五；《后汉书 集解》，卷五四，页一引《续汉志》。 [54]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西安，一九五八。页六八。 [55]《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遺址》，页一一九、一二五--一二六。 [56]例如，Etienne Balaz，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Translated by H．M．Wright，New Haven，1964)，pp．15—16． [57]宇都宫清吉，前引书，页一0九--一一九。 [58]许倬云，前引文。 [59]同上，又，Balaz，pp．15--18，41--42． [60]《后汉书集解》，卷三二，页一。 [61]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一九六四，页一一--一二、 二八--三一。 [62]William Skinner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也发现这种现象。参看其“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XⅢ(1971)，p．270．但须注意者，汉代与十八世纪，政治制度各异，生产力也不能同日而语，率尔比较，仍须十分谨慎，并且不可忽视其中的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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