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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畜牧业(3)

其五,遇有牧区灾荒年,元政府调拨粮食、布帛以赈济。古代草原游牧经济是很脆弱的,遇有大风雪和干旱,往往造成众多牲口的死亡,人民流离失所。而这种现象又以岭北行省最为突出。元代的大一统和元统治者对祖宗发祥地的特殊关注,使他们调动内地力量给予帮助,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畜牧业的发展。如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朔方乞禄伦(怯绿连河)之地大风雪,畜牧亡损且尽,人乏食,其部落之长咸来号救于朝廷,公 (贾秃坚不花)为之请官市驼马,内府出衣币,而身往给之,全活者数万人。”文宗至顺二年 (1331年),“斡儿朵思之地频年灾,畜牧多死,民户万七千一百六十,命内史府给钞二万锭赈之。”此类记载在《元史》等史书里很多。元代大漠南北多次发生严重自然灾害,而没有造成历史上的严重后果,畜牧业很快可以得到恢复发展,与政府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其六,元政府通过国家力量,使部分农业区与牧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如每年秋末冬初,属官方管辖的漠南牧区的牲畜常就近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游牧,当地需负责饲马的粮草,使马、驼、牛、羊等牲畜“殆不可以数计”。此外,当时大漠南北地区已有了农业生产,有的甚至成为半农半牧区,当地的农业也为牧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正是由于元政府采取了如上一系列措施,更兼牧民的辛勤劳动,使元代的畜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大漠草原上出现了牛马羊群动辄数百、数千的景象。如《元史》记载:“元起朔方,俗善骑射,……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马可波罗游记》也记载,当时仅“驿站备马逾三十万匹。”其它记载十万、数十万马羊亦随处可见,可知元代牲畜之多。另外,牧区的人口也有了很大发展,可看出畜牧业为他们提供了物质条件。 
    元朝畜牧业生产主要在蒙古地区,从这些地区可看出其牲畜饲养品种、养畜技术等。 
    12世纪末、13世纪初,游牧于和林以东、土拉河、怯绿连河、鄂嫩河一带的蒙古部,主要牧养马、牛和羊,后征服西夏后,盛产于西夏东境(今内蒙古西部)的骆驼,大量输入漠北,并从西夏人民那里学会了驯养骆驼的技术。由此可看出,元代饲养牲畜主要是马、牛、羊与骆驼。 
    元代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漠北牧人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见于记载的有:骒马倌 (苛赤)、骟马倌(阿塔赤)、一岁马驹倌(兀奴忽赤)、马倌(阿都赤)、羯羊倌 (亦儿哥赤)、山羊倌(亦马赤)、羊倌(火你赤)等。说明不同品种,不同年龄的牲畜都有专人分群放养。延祐年间,据驿卒佟锁住讲,他在漠南蒙古地区为主人牧二岁羊达二千余只。牧人分工的专业化,大规模的分群放牧,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当时上都畜牧蕃息的情景是“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 ,“群牧缘山放,行营散野屯。”由此亦可看出元代畜牧兴旺景象。 
    元代牧民很注意种畜选配,并精通骟马羊技术。如《黑鞑事略》载:“其牝马留十分壮好者移刺马种外,余者多扇了。”即蒙古族牧民广泛采用的去势技术。同时已根据气候变化选择冬夏不同草场。元代蒙古人放牧“自夏及冬,随地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另元代牧民还摸索出了在南方官牧场牧养马的方法,据《元史·文宗纪》载:“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啖之,则马健无病。”
    有论者认为,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实际上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撞击、融合发展的结果。农业文化稳定重土,游牧文化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流动扩张,二者撞击,可以互补融合。由此看来,游牧文化不仅为农业地区提供了牲畜等物质产品,还为农业文化提供了阳刚之气,而元代正是这样一个突出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