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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巨人,科学先驱——纪念明代科学家徐光启


    “晚明西学领袖”徐光启(1562—1633),上海人,字子先,号玄扈(元扈:一类似布谷鸟的小鸟;我国古代将督促农桑的候鸟叫“扈”,按不同季节又分成九种,统称“九扈”。其中“夏扈”负责催促耘苗,因其是浅黑色小鸟,故又叫“玄扈”。徐光启取此号,用意是重视农业,催促及时耕耘,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镒文定。他出身在一个由经营商业转归为经营农业的家庭,青少年时代的徐光启,聪敏好学,活泼矫健,时人说他“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他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去世前是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去世后又被追赠为太子少保。1596年,徐光启在广东韶州教书时结识来华传教士,初闻天主教与西方科技知识等。1603年(万历年间),他在南京受礼成为天主教徒。1607年,徐光启丁忧回籍守制期间,邀请来华传教士郭居静到上海传教,此乃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且开上海近代发展与现代化之先河;徐光启也是近代上海形成及发展之功臣。右上图是徐光启。
    徐光启为人正派、治学严谨、做官清廉,终身研究天文、历法、水利、测量、数学、农学与兵学等,他的俸禄常用以补贴图书翻译、农业试验和军事训练等,最后还被委以挽救大明江山社稷之重任,带资练兵抗清,自掏腰包,买炮、铸炮等。天文学家、农学家徐光启,首先和欧洲文明交往,将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了我国。他是我国第一代投身于中西文化交流群体的代表人物,是与西方科学家交流、系统学习西方科学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又是明清之际我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信仰西学,为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观察世界的窗口。
    徐光启是我国学习近代科学、追求真理的先行者和著名的科技先驱,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还是关心国计民生的爱国者。他研究的领域还有:军事、气象、建筑、机械制造、测量、制图、医学、音乐、会计、政治和宗教等,成绩斐然,多有著作惠世。他是“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和第一位引进西方科技的科学家,还是宋庆龄母系的嫡系祖先(宋庆龄外祖父倪山是徐光启的第16代子孙)。他积极主张经世致用、崇尚实学,是明末清初学术界、思想界兴起实学思潮有力的鼓吹者、推动者。
    (二)
    在老师、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的帮助下,我国近代自然科学先驱徐光启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北京于1607年合译、出版西方科学研究奠基性著作、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此举开创了引进西方科学之先河。徐光启等翻译〈〈几何原本〉〉是一种新文化的引介,它打开了西学东来的门户;〈〈几何原本〉〉的翻译、出版在我国近代发展史中具划时代意义。
    成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欧几里得原本》,共十三卷,它是最早用公理法建立数学体系的典范,也是除《圣经》外阅读者最多的一部书。《欧几里得原本》创设了公理体系,系统归纳、整理出古希腊数学知识,后世又增补,故共有十五卷行世。《欧几里得原本》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把古代的几何学知识等整理为一个完备的体系,从内容到方法它都近乎完美,后来的数学家大多不敢再轻易使用“原理”,即“原本”作为自己的著作之名(牛顿用过,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16世纪,精通西方自然科学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曾将它翻译成拉丁文。徐光启翻译《欧几里得原本》之前,利玛窦曾让其学生、中国人瞿太素翻译它,但未果。本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宗旨,1606年9月起,徐光启在利玛窦的指导下,在利玛窦寓所开始翻译(利玛窦口传、徐光启笔译)欧洲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注释本《欧几里得原本》。翻译中他们还同传教士熊三拔、庞迪我和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反复商量、斟酌,直到满意为止。1607年5月,《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毕,其内容是平面几何,这是我国历来没有的数学知识,所以翻译难度很大。
    徐、利合译的中文版《几何原本》,奠定了西方数学体系在我国的发展基础,促进了宋元数学的复兴,更重要的是它首次为我们引进了逻辑思想体系。徐光启等用清晰而优美的文字译出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创造性地解决了翻译中的许多术语问题,从“点”“线”“面”,到“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到“四边形”“多边形”,以至“相似”“外切”“直线”“曲线”“锐角”“直角”“钝角”等名词都是这次确定下来的,并一直沿用至今。徐光启还运用《几何原本》中的几何定理使我国古代数学方法严密化,并对中西测量方法与数学方法进行了比较。晚清的梁启超指出:“明末有一次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大笔特写者,曰欧洲算学之输入”;中文《几何原本》(前六卷)“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学问”。右方是中文版《几何原本》(部分)的书影。
    徐光启对这部西方“经典中的经典”很重视,他用“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精神克服困难,从事翻译工作;“几何”这个汉语里原是设问的词,被徐光启恰到好处地用做了中文译书之名。徐光启“意方锐,欲竞之”,想一鼓作气将《几何原本》全部译完,但利玛窦表示可先将前六卷刻印出来,等人们学习后认为确实有用再翻译其余各卷。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里强调科学无国界,提出了一些普世性科学认知等先进思想;他赞叹:“〈〈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他在《几何原本》序言中明确指出:“此书为用极广,在此时尤所急需”;它“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他还说:“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在《〈几何原本〉杂议》里,徐光启指出了国人思维方式重形象思维、轻逻辑思维的毛病;他说翻译《几何原本》就是要把当时欧洲所有学科“方法中的方法”引进中国,把最基
    础的逻辑推理方法带给国人,使得“人人真能自绣鸳鸯”,这是我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石。他强调“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徐光启还将“哲学”翻译为“爱知学”。
    徐光启等合译的《几何原本》曾多次刊行,它激起时人、后人对我国传统数学的反思和深入研究,对我国的数学研究等影响深远。1611年夏,徐光启和熊三拔、庞迪我将中文《几何原本》(前六卷)又重新审阅、修订了一遍,再次出版。在〈〈跋〈几何原本〉〉〉中,徐光启感叹:“绩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挨焉。”可见,他渴望早日将后九卷也译出来。〈〈几何原本》(后九卷)最后由晚清的李善兰翻译完成、出版。《几何原本》(前六卷)是数学书,但它的影响则超出了科技界,对近代中国的变迁与发展也有助动作用。晚清维新派代表康有为的著作《实理公法全书》和《大同书》,就受到了其启发。《实理公法全书》的思路基于《几何原本》,康有为将《几何原本》的公理体系一直推衍到社会政治领域,然后描述了自己关于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康有为的思想与政治活动以及戊戌变法,与《几何原本》的观念等不无关联。
    (三)
    1629年,“晚明巨人”徐光启奉命主持重修历书,他邀集在华传教士改革历法、修订明朝《大统历》,编译了堪称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崇祯历书》。该书是我国天文学发展史的一大转折,西方天文成就(宇宙体系、几何体系、度量制度等)首次较系统地纳入我国的天文体系,弥补了我国传统天文学的不足。1634年完成的《崇祯历书》及所依据的天文学理论,成为此后200多年我国官方天文学体系,这是徐光启的最大事功之一;它改变了国人的历法体系,奠定了我国此后近300年历法基础。清朝建立后,《崇祯历书》改名《西洋新法》由清朝政府颁布天下,施行至今。
    徐光启提倡并潜心研究农学,晚年还下地亲耕搞研究,并编著总结古今中外农业技术与经验的百科全书《农政全书》(60卷,50多万字)等,它以“富国必以本业”为主导思想,内容包括政策制定、农田水利、土壤肥料、选种播种、果木嫁接、防治害虫、改良农具,以及食品加工、纺织手工业等几乎当时所有与农业有关的政策与技术。他在上海开辟双园、农庄别业进行农业试验,又多次在天津垦殖,开展农业试验等,还移植、培育出适宜在我国干旱贫瘠地域生长的高产普适性粮食作物——甘薯。1608年江南水灾闹饥荒,他向皇帝上《甘诸疏》,呼吁推广种植甘薯,以解决饥荒。在他的示范、鼓吹下,甘薯成功引进到我国大江南北,以及他成功防治了蝗虫,缓解了饥荒,创造了我国救荒史的奇迹。因此,他又被尊称为“穷人之父”。徐光启的荒政思想也是我国传统减灾、救荒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他的“预弥为上,有备为中,赈灾为下”的荒政思想,仍有现实意义与价值。
    军事研究和练兵、造炮、保国是徐光启的另一重要工作。“科学导师”徐光启力主引进西洋最先进大炮和域外炮手,以保卫明朝疆界。1619年,他奉命负责北京的城防事宜,由澳门购进了葡萄牙大炮,这些火器在抵御清兵进攻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编撰士兵操典《选练条格》,并亲自操练士兵。他还有著作《海防迂说》、《庖言》等。明朝著名的炮兵专家孙元化是其入室弟子,徐光启寄予厚望的明朝炮兵部队最后则成了清朝的精锐。台湾科学史家黄一农说,徐光启引进西方数学一是为了历法计算,二是为了引进西方火炮技术。“火炮之使自徐光启始”,他启动了我国军事史上的一次革命。
    (四)
    被欧洲人称作“徐上海”、基督教史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的徐光启在翻译、科学传播等领域均有杰出甚至是革命性贡献,是公认的近代“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第一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恩格斯语),徐光启可称为时代的巨人,是我国优秀、著名的知识分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光启公园有总结、赞扬徐光启的对联,如:虔诚天学泛爱众人富国利民树贤范,深研博物躬行农政学贯中西创伟功;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对于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徐光启有个著名的主张:“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翻译、会通、超胜”,这是徐光启为学习西方文化划定的循序渐进三阶段。三阶段里,先要了解对方文化的底细,然后看看怎样加以消化吸收,最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东西方的新文化。学者何兆吾先生强调:“徐光启的哲学思想及方法论,应该公正地不是和他同时代的利玛窦等人而是和他同时代的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相提并论。”上图是上海市光启公园(内设徐光启纪念馆)一张照片。
    被誉为“中国的佛.培根”的徐光启,人格、品行高尚、勤奋好学,凡是有实用价值的他都学,也是一个认真刻苦的人。他主张学问务实、“经世致用”、“富国利民”;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富有远见卓识;徐光启尊重知识、崇尚科学,想引入西学进行社会变革。徐光启与人合译的科技书有:《大测》《割图圜八线表》《测量法义》《秦西法》等,撰写过《种棉花法》等科学著作,他还有《拟上安边御敌疏》《拟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疏》《处置宗禄边饷议》、《漕河议》〈〈测量异同》《勾股义》和《徐氏庖言》等著述。民国人物邵力子、冯玉祥、柳亚子、蒋中正等均有题词高度赞誉这位先贤。2007年11月,上海举办的“纪念徐光启暨《几何原本》翻译出版4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高度赞扬徐光启为近代中国引进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会议认为,徐光启科学思想、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徐光启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2009年10月,参加中科院上海天文台与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举办的“第一届伽利略——徐光启会议”的各国天文学家等,向徐光启墓地献花,瞻仰、缅怀这位一生为国为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先人。
    参 考 文 献
    [1] 江晓原等,徐光启与上海(连载),新民晚报,2007年11月4日至12日
    [2] 徐汇文化局,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 何兆吾,历史理性批判散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4] 陈澄泉等,留存的历史,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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