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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无垠馆驿密集同鱼鳞(2)

驿长又称驿将,其职务性质,《通典》做了说明:“驿各有将,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原来,古代馆驿也有“吃大户”的传统。馆驿都是由当地的有钱人来供应,馆驿所用的柴米油盐,甚至马匹草料都要由富豪“买单”,所以一些史书上对驿长有“捉驿”的提法,一个“捉”字,活脱脱点破了馆驿的经济来源。
    尽管主持馆驿能给当地富豪带来结交官员的机会,比如刺史杨归厚宴请刘禹锡,为这顿饭“买单”的郑州王财主就有机会到饭桌上添把筷子,如果诗人高兴,说不定还能弄个签名啥的。但这些文人墨客除了好酒好菜,还免不了点上歌伎舞伎happy一番,长此以往,经济负担未免太重,不少富豪破产,“皆去为盗贼”(《新唐书》)。所以“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就将馆驿由“官督民办”全部改为“政府财政供给”。
    驿吏则是协助驿长,主要职责是迎接客人、管理馆驿、安排食宿和娱乐活动,甚至负责一些临时性工作。《册府元龟》记载:为了迎接官员,驿吏四处到百姓家搜集民马,如果拿不出马匹,只有给这些驿吏一些好处费,才能过关,可见驿吏也有不小的权势。
    处于最底层的是驿卒,也称驿子,他们多是由当地百姓抽调而来。刘禹锡入住管城驿,做饭烧菜,是他们干;烧水铺床,是他们干;喂马搬运,是他们干;端茶送水,也是他们干。总之,馆驿内几乎所有的脏活累活都压在驿卒头上,任何人都可以对他们呼来喝去,随意指使。一名驿卒要在馆驿服役多长时间,唐代史籍并无记载,而宋代史料记载,驿卒服役期限是一年。我们推断,唐代驿卒也不会少于一年。
    根据史料记载,一等驿需要驿长一名,驿吏两名,驿卒不等。元稹在《浙东论罢进海味状》中说:“明州去京四千余里,约计排夫九千六百余人。”由此我们推算,四千余里有馆驿130多所,每个馆驿有驿卒70多名。管城驿作为国家一等驿,其驿卒数量应该在100人左右。
    雄州馆驿居要道
    在郑州的历史上,杨归厚是个独特的人物。作为名门望族,他先后担任过万州、虢州、郑州等五个州的刺史,而他在中医领域更是造诣深厚,写下了《产乳集验方》这样的经典著作。
    上医医国,其次医人。杨归厚在为官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在郑州做刺史时,将老百姓痛恨的几百名负责催租的官府小吏一概罢去不用,“民去瘤疾”,但并未影响租税、贡物的按时完成上缴,“达到了人既宁而物有余的效果,对人民有利,使当地社会秩序安定,百姓的生活有所保障。”杨超先生对杨归厚的评价相当高。
    “按照唐时制度,3万人以上才被称作州,而雄州,刘禹锡后来在《郑州刺史东厅壁记》做了解释,‘大凡环天子之居为雄州。郑实迩王畿,故望雄’。就是说,郑州在洛阳以东,堪谓屏藩,有黄河之险、虎牢之要,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拱卫京城的城市,所以称郑州是雄州。”杨超先生说。
    郑为雄州,而管城驿正是雄州要道上的重要节点。自秦汉以来,长安——洛阳——汴州(开封)是朝廷控制中原乃至关东地区(即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的交通孔道。尤其是唐代,随着京杭运河的开凿,南方的粮食和丝绸正是由汴州——郑州运往两京,保证长安和洛阳的物资供应,也维持着帝国在经济上的稳定。中晚唐时,大唐帝王被称为“逐粮天子”,东南经济支撑了唐帝国的命脉,为了解决粮荒问题,皇帝只好在每年寒食节过后,率领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就食”,直到秋收方才回来,以便给长安减轻压力。而汴州恰恰是东方第一大经济城市,唐朝的命脉在于运河,而运河的咽喉在于汴州。大唐不可无汴州,而郑州正处在两京与汴州的节点上。
    中唐之后,藩镇割据逐渐形成,节度使呈现尾大不掉的形势,中央政府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暗战”和“明战”不断升级。两税法推行、奉天之难、甘露之变、永贞革新、雪夜袭蔡州,正可谓世事难料、变幻无常,一时间金瓯破裂,风雨欲来。
    管城驿就坐落在通往京都的大道旁,可以想象,在那个天下汹汹兵连祸结的年代,多少官员从这里暂作歇息,或奔向长安去实现心中的抱负,或散往地方去进行拥立新主的构想;多少文人墨客驻足此处,感慨风云际会的时代命运。
    中唐之后,正是唐帝国走向没落的时刻,国内不少馆驿纷纷废弃,不少馆驿混乱不堪,而管城驿却走向了它的又一个辉煌。原先在城内的管城驿,因为接待官员数量增多,昼夜不停,影响城市治安,郑州刺史杨归厚奏请将其移到城外,这不正好说明了管城驿在那个纷乱年代的特殊地位吗?朱金中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