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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3)

 竭力培育画坛新人 
    事实上,顾文彬的注意力并不仅仅在顾氏子孙,他力求使他的藏品在培育画坛新人方面发挥作用。
    怡园建成后,顾文彬拟聘一位画家驻园,享受西席待遇,做一点礼宾工作,陪同来访贵宾参观怡园,做一点讲解。对于应聘的画家来说,这份工作薪金不菲,还有一个良好的作画环境,更重要的是,主人为其提供在过云楼临摹古画的方便。 
    而顾文彬更深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造就画坛新人。当时曾有人向他推荐虚谷,但顾文彬考虑虚谷是僧人,住在家园内似有不妥,后来决定聘请胡三桥。胡三桥那时很年轻,在画坛上初露头角,很有发展前途,到怡园几年后,画艺又有飞跃。从他后期的画作中体现出来的那一份“清逸”看,确实是得了吴门画派的精粹。可惜,胡三桥到怡园六七年后,便于光绪九年(1883年)病逝,年仅33岁,否则他的成就会更高。 
    过云楼落成前一年(1872年),画家顾若波也曾在顾家临画,顾文彬在宁绍台道任上给儿子顾承写信道:“若波之画,亦要成家,倘能在我家临摹数年,意可直接‘四王’,未知有此缘分否?”顾若波接受了邀请,他不但享有一份西席的薪金,又有临画进修的机会,且其临摹的作品如果主人满意,还给价收购。 
    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顾文彬在给顾承的信上询问:“若波从上年起共画几件?”六月,他在另一封信上又说,“若波笔下尚未大成,而一年所得已不少,可见一艺之长,即可自立。”当过云楼落成之时,顾文彬于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记述说:“若波、芝翁(按:芝翁何人待考)均下榻过云楼谈艺,颇不寂寞矣。”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顾若波欲应某县令廖公聘,为幕友,顾文彬欣然同意,并赠路费。顾若波在顾家临画前后3年光景,画艺大进。后来,他又回到苏州,并参加怡园画社。 
    到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常到过云楼活动的有四位青年:刘公鲁、吴子深、王季迁、颜文樑。刘公鲁是大收藏家刘世珩的儿子,与顾家既是世交又关点亲,其时他有志于学画,后来却没有在书画方面发展,成了京剧票友,喜欢杨派武生,平时还在小报上写剧评。刘公鲁是一个怪人,刘氏上辈受清廷重用,他念念不忘,至死留着辫子,朋友们都称他大辫子。刘公鲁于抗日战争期间去世。 
    吴子深是到过云楼活动最勤的一位,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顾鹤逸画室中盘桓。王季迁也是常客。他们都要求从顾鹤逸学画,但顾鹤逸一生不收学生,他常说,有志学画,又以为我的画有可取之处,不妨来我画室看我作画,互相切磋交流。他主张学艺术要取法乎上,所以指导他们临摹古代名家名作,而不准他们临摹他自己的作品。他还常常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墙上,与儿孙和前来学画者一起评论,寻找缺点,以便修改,甚至重画。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影响了后辈。 
    吴子深、王季迁、刘公鲁三个人既有学生之实,又无学生之名分,所以被戏称为顾鹤逸的“半个头学生”。后来,吴子深、王季迁均成大家。 
    另一位时常出入顾鹤逸画室的颜文樑有一段故事。颜文樑的父亲颜纯生以绘画为业,小有名气,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画“工艺画”、“商品画”的。他还善于画肖像——“喜神”,也就是遗像。大多是先画好脸部,称“开相”,给主家看,满意了,谈定价格,再补衣饰。那衣饰一律是工笔重彩,画起来很费时间。画喜神往往能得一个好价钱,收入不少,但作画者的社会地位不高,画工若不进入文人的圈子,是不会被人看作画家的。比如任伯年也是如此,虽小有名气,却是画工的身份,经任渭长提携,到苏州从任阜长学画,进入了文人圈子,再返回上海,地位就大不相同了。 
    顾鹤逸一向特别关心有才华而社会地位不高,需要帮一把的人。正是由于顾鹤逸的提携和引荐,颜纯生很快进入了文人圈子,因此时常出入顾家。颜纯生的儿子颜文樑,是顾鹤逸第三子顾公柔少年时期的玩伴。颜文樑有志学画,但兴趣却在西洋画,顾公柔继承家学擅画山水,又兴趣广泛,对西画、建筑设计乃至由日本传入的西方舞台灯光布景均有兴趣,所以两人交往密切。颜文樑喜欢吹小号,其时吹鼓手这一行已风行洋鼓、洋号,称“军乐队”,凡遇开店大廉价、关店大拍卖,需用军乐队吹奏,颜文樑常去客串。顾公柔喜欢玩魔术,颜文樑便用小号伴奏,两人合作的节目颇受欢迎,时常出现在亲友的喜庆堂会上。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