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神授观与明清北京的古都建筑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29 首都图书馆网站 佚名 参加讨论
在研究中国古代都城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周礼·考工记·匠人》中的营国理论。其实，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考古发现中的古城遗址实例及其他古代文献就会发现对“神”即“天”的崇拜其实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更发挥主导作用。兹论述如下。 一、“以地象天”的都城布局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起源于古人的敬天观念。在自然界的各个领域中，惟有天空是人类在当时根本无法触及的神秘世界；又惟有天空会演化出雷鸣闪电等各种令人恐怖、畏惧的景象；但同时又惟有天空中日月星辰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严格有序、周而复始的轮替，令古人无比神往，视“天”为有生命的至高无上的实体。这种概念不但反映在东方古代文化中，而且也反映在西方古代文化中。因此，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产生以来，统治者就将“上天”作为自己统治社会的依据。这大约始于新石器时代末期。 奴隶社会的殷商时期，人类已经有了“帝”的概念。王国维认为“帝者，蒂也……但像花萼全形，未为审谛，故多于其首加一……以识其在人之首。”①郭沫若据此进一步引申，认为其最初反映出对植物繁殖的崇拜，看到“籽之一粒复可化为亿百无穷子孙”、“此必神之所寄”，因此宇宙的主宰称为“帝”，“人王乃天帝之替代，而帝号遂通摄于天人矣”②。商代殷墟甲骨文中对上天称“帝”或“上帝”，也指先祖。殷王则为人间的“帝”，代表上帝的意志。巫者则为沟通上帝和下帝之间的神职人员，故地位甚高。也就是说，“帝”的概念实际是古人对生殖崇拜和对上天崇拜的统一体。周代，对周王的称号则为“天王”、“天子”，将这种人神关系进一步法理化。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指出：巴比伦天文学已不再局限于有限的、原始的空间，“可以说，空间已从地上转到了天上。但是在转向天的现象的秩序时，人类不可能就忘记其地上的需要和利益。如果人首先把他的目光指向天上，那并不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理智好奇心。人在天上所真正寻找的乃是他自己的倒影和他那人的世界的秩序。”③这正确地揭示了阶级社会中“天人合一”观念的起源及其历经数千年而息息相传的社会原因。 “天人合一”观念既然是古代社会中统治者建立其皇权地位的法理和精神基础，统治者就必然不仅从精神上灌输，而且要采用各种有形的方式加以强调，以凸显其在人类社会中的精神统治地位。这方面，在古代都城和宫室建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质言之，“天人合一”观念的社会实践意义，首先就在于表现并加强了帝王的神权地位，即所谓“君权神授”。《周易·系辞上传》中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所谓三极就是天、地、人，其意思就是说，周易中爻卦的变化就是反映宇宙中天、地、人的相互变化。该书还说，《周易》的思想“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④，反映了天、地、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战国时期的吕不韦进一步明确指出：“古之清世 按，即清平之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⑤总而言之，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遵循天的运行规律。因此，人世间的社会生活也应当符合上天的秩序，代表上天维持这个秩序的就是帝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就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作为这种理论的最强有力的有形标志就是帝王居住的都城和宫室。中国古代建立都城的选址，《管子·乘马篇》中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⑥管子是战国齐人，《管子》一书虽然思想驳杂，并非出自管子一人，但大致可以视为战国时期的思想。其所说的“国都”是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的国都，选址的优先原则是地理形势。但是对于春秋、战国以前的被奉为宗主的西周来说，其国都选址则不但要考虑地理形势，更主要的是考虑能否给其王权笼罩上神权的意义。西周初年，武王灭商，封功臣及先圣王后裔于各地。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召公分辅左右。成王七年，周公将政权返交给已经成年的成王，成王即位。成王自周都丰、镐迁都洛邑 今洛阳，使召公“先相宅”，周公营之。《尚书·召诰》中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汉代孔安国解释说：“言王今来居洛邑，继天为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势正中。”⑦意思是说，成王要亲自替上天教化天下百姓，由于洛邑在“地势正中”，所以迁都于此。唐代孔颖达等学者也同意孔安国的解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天子居天下地势正中，即所谓“土中”的思想。正是为了确保洛邑是天下地势正中，所以才使召公先前往“相宅”。“相宅”的内容除了占卜吉凶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地势正中”。天子居地势正中的思想就是来源于统治者对天象的崇拜和追求，力求在地面上也建立一个如天象那样有序而受众星拱卫的强有力的王权地位。人类站在地面上看到的位于正中的天象就是“北斗七星”。《史记·天官书》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长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又说：“北斗七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向，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就是总结前人的这种思想。在古人看来，北斗七星，其北的北极星和紫微15 星，共同构成天帝所居的紫微垣，又称紫宫。位于紫宫正中的天极星——北极星，即为太一天帝之星⑧。紫宫在天球之北，是上帝的居所。北极星位于紫宫正中，为众星所拱卫、环绕，故尊为天帝。 二、凸显神权的帝居设计 如前所述，天象上的天帝居所为紫微垣，又称紫宫，所以地上帝王的皇宫也就称紫禁城。这种称号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直至清朝灭亡。由于帝星在紫宫内之北。所以历朝帝王所居的宫室一般也在皇宫大内北部。《周礼·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⑨《周礼》一书虽然较晚，但反映的却是东周时期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国都的理想模式。不过，东周春秋、战国之际无论是东周洛邑的王城，还是战国时期齐国国都临淄，其平面都不是按照《周礼》所说的营国制度布局，而且皇宫都位于都城的西南隅，只有鲁国都城曲阜的平面布局与《考工记》相似。这已经被考古发掘所证明。 明、清北京城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成熟的都城形式。 其一，明、清北京城有着突出的南北中轴线，包括外郭、内城、皇城、宫城在内的所有正中的城门和宫内的外朝、内廷的6 大宫殿都处于这条笔直的南北中轴线上，无可置疑的向世人显示出帝王作为天子的尊贵地位。 其二，宫城内的外朝三大殿 太和、中和、保和和内廷两宫 乾清宫、坤宁宫。按：明嘉靖年间在两宫之间建交泰殿，形成和外朝三大殿相似的形式 都是分别建筑在“工”字形的巨大台基上，形成皇家宫殿特有的高台建筑。中国古代高台建筑始于春秋、战国，兴盛于秦、汉，衰弱于隋、唐。例如，战国时期燕有宁台、赵有丛台、魏有范台、秦有章台、鲁有泉台、齐有檀台、晋有九层之台、楚有章华台等等。秦、汉之际，作为高台建筑最为著名的就是秦的阿房宫和汉的未央宫。隋、唐以后夯土为台的建筑方法被木结构代替，但在宫殿建筑方面却一直延续下来，以便不但在精神上，而且在建筑形式上表现出天子君临天下的崇高地位。 其三，如同隋、唐长安的建筑一样，明、清北京的宫殿在设计时也严格利用建筑尺度的比例来象征封建君主的神权地位。都城是国家政治、精神的中心，其内的皇城则是中央统治机构所在地，核心的宫城则是帝居，是天下的中心。在外朝内廷格局的宫城内，外朝三大殿是举行包括皇帝即位等各种重大典礼之处，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后两宫是帝后的寝宫，是处理一般政务和休憩之所，是家族皇权的象征。傅熹年先生指出：在明清北京宫殿的设计中，外郭、皇城、宫城的尺度也都有严格的比例关系。例如，北京城外郭与皇城南北长度之比是5.5 ：1，东西长度之比是9 ：1。如果就皇城、宫城尺度的关系而言，则是以内廷两宫的尺度为基准，外朝三大殿的东西、南北长度分别是内廷两宫的2 倍，包括外朝内廷在内的宫城东西、南北长度分别是内廷两宫的3 倍。如果折合成面积，则分别是4 ：1和9 ：1的关系。在都城的规划中，宫城内帝、后居住的寝宫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在皇宫内是家族皇权的象征。明清北京都城设计中以后廷两宫为基准，使象征国家权力的皇城及整座都城都是它的倍数关系，成为其放大若干倍的相似形，“实即隐寓一姓世袭为君‘化家为国’之意，目的是在都城规划中体现国家从属于皇权、源出于皇权和皇权涵盖一切、化生一切、无所不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应该是在规划中采用这种手法在政治上的含义”⑩。 对于代表国家权力的外朝三殿，其尺度比例的设计更寓有深意。外朝三殿所在的太和门以内的宫院东西长度为234 米，院内上载三大殿的工字形大台基东西长度为129米，两者之比为1.81 ：1，前后比项各扩大5倍就是9.05：5，实际就是9：5。傅熹年先生指出：“在古代，九与五两个数字相连，只能是皇帝专用的。在《周易》履卦有‘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疏》云：‘以刚处中，得其正位，得九五之尊。’同书《系辞下》说：‘崇高莫大乎富贵。’《疏》云：‘王者居九五富贵之位。’这就是古代以‘九五’象征帝位的来源，后世遂以‘九五之尊’称皇帝。在前三殿殿廷和工字形大台基之间采用九与五的比值，正是用数字比例关系来隐喻前三殿是九五富贵之位的帝王之宫的意思。” 神权思想在帝居建筑设计上的这种匠心运用，经过傅先生的实测和分析首次得到如此清晰的揭示。 其四，营国制度中所说的“左祖右社”，在金、元北京城 金称中都、元称大都 的布局中早就得到体现，但是“祖”即太庙和“社”即社稷坛，都是在皇城以外。在明、清北京城，两者都设在皇城内，分置于天安门的东、西两侧，布局更加紧凑，同时也更加符合《周礼》的规定。 其五，明、清北京城在设计和建造中除了通过《周礼》、《周易》来突出帝王的尊贵和神权以外，也并没有忘记继承秦汉以来的模仿星相的做法，例如引水自紫禁城西北隅向东南斜贯皇城，名金水河。金水河在宫内特意从正殿太和门前穿过，上架五座石桥，这就是贯彻“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精神，从而使封建帝王的神权地位更加形象和巩固。流经宫城的金水河叫内金水河，流经皇城的叫外金水河。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明、清北京在内的中国古代都城、皇城的布局及建筑设计都是遵从礼制和凸显神权思想的。 ①《观堂集林》卷六“释天”。 ②《甲骨文研究》“释祖妣”。 ③ [ 德] 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 甘阳译，第66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版。 ④《周易》卷九《系辞上传》。 ⑤《吕氏春秋》卷十二《序意》。 ⑥《管子》卷一《乘马》。 ⑦《尚书》卷十五《周书·召诰》。 ⑧《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 ⑨《周礼》卷四十一《考工记·匠人》。 ⑩傅熹年：《隋唐长安、洛阳城规划手法的探讨》，《文物》1995年第3期；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上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上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何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