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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丽江资本说了算? 纳西人被拖入"艳遇文化"(2)


    丽江的酒吧
    1996年,牟鑫退伍了。不久,他在大理街头偶遇了韩国姑娘金明爱,两人用日语打了一句招呼,就此恋上,之后一路同行到了丽江。这段有关艳遇的故事至今在古城里被誉为佳话。
    “当时刚好四方街的一间房子被烧了,正在重新装修。”牟鑫记得,他跟老板商量了一下,150块钱一个月,租下了这间房子,摆了三张桌子,做起酒吧。
    彼时丽江尚无名气,被一些外国游客当成去泰国、老挝等地旅游的驿站。四方街上,也只有几家摆摊的商贩,卖点古董和银器。路上跑着的,多是些电动三轮车。古城门口的面条,一大碗只要两块五。
    牟鑫的酒吧成了丽江古城的第一家。他买了个CD机,放些舒缓的欧美音乐;早上十点开门,晚上八九点关门;每天零零散散地来几个老外。日子淡然而冗长。
    “大约到1999年云南世博会后,丽江的知名度慢慢打开了。2000年以后,中国游客开始往丽江走了。”牟鑫回忆说,当时旅游是爆发式旅游,逢年过节就全家出动。每到春节和长假,丽江就会爆满。
    一度,牟鑫的酒吧甚至需要通宵营业,以方便那些找不到客栈的游客。
    2003年“非典”期间,古城里的所有店铺停业一个月。政府利用这一契机实施“三线入地”,铺设了排污网管,又改造了公共厕所,搞起了“灯光工程”。
    店铺停业期间,牟鑫收购了几家酒吧,“我是看着丽江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我很清楚它的潜力。”牟鑫认为,“非典”对丽江来说是好事,“到那个时候,是该停下来,思考一下丽江未来的发展了。”
    此后,随着公路和机场的修建,丽江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游客与旅游收入呈爆炸式增长。
    2005年以后,丽江添了几家酒吧。为了抢生意,一些酒吧把音乐声开得很大,有时甚至会发生涉黑势力团伙抢铺子的情况。
    “我的客人吃饭时甚至要塞住耳朵,还有一天晚上,我店里来了40多个人,不消费,也不走。”牟鑫回忆说,那时的酒吧街疯狂起来,生意越大越好,兼并得越多越好,“我被逼得只能改变。我是最早在这里开酒吧的,我不能被淘汰。”
    牟鑫尝试着在装修上、格局上、音乐上做改变。2007年,他引进了民族歌舞,再一次开了酒吧街的先河。生意也随着再次火爆起来,酒吧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但很快,其他酒吧也效仿着搞起了民族歌舞。几乎每晚,都能见到身着摩梭族服饰的姑娘在房顶上火辣辣地对歌,脸上褪去了本应有的娇羞和青涩。
    “一开始是摩梭人对歌,歌手每晚100块钱,直接抬高了酒吧服务员的整体价格。”在古城做茶叶生意的张浩记得,到后来,一些游客也加入了对歌行列,“其实对歌是有民族特色的,只不过最后被搞得庸俗化了。但其实,庸俗也是酒吧街的特色。”
    “我原本喜欢听些小众的民谣,到了丽江,发现家家都在放。突然觉得好俗,再也不想听了。”有游客发现,大城市里的“小资”、“小众”被集中到了丽江,马上显得庸俗起来,“比如非洲鼓,比如陶艺,比如每家商铺门口都挂着的红灯笼,还有那些过往的女人,不管身材好坏,几乎个个都披着硕大的披肩,简直俗不可耐。”
    这种庸俗也被一些专家和学者所诟病,他们甚至宣告,“丽江已死”。一位诗人在丽江定居一段时间后迁到大理,留下了一句相当刺人的话,“丽江是个荡妇”。
    这话自然让一些人感到过头了,“说丽江俗的人,恰恰会迷恋它。”丽江某旅游公司老板沈三认为,“俗到一定境界就成了大雅,比如艳遇,也是一种文化。”
    沈三发现,人一旦远离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就容易变得无拘无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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