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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冲突下的古都 透过历史看北京城市文化(1)


    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我们认识北京文化内涵、发掘首都城市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北京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发掘北京文化的深刻内涵,对于丰富首都城市的独特魅力,培育和塑造北京城市精神,强化全国文化中心功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北京文化形成了“开放、兼容、进取”的特征
    1、北京文化内涵不是皇家文化、士大夫文化和民俗文化(京味儿文化)三者的简单叠加
    多年来,外国游客和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参观游览,总是离不开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这些景点主要代表的是皇家文化,在外国和外地游客眼里,似乎这就是北京文化。近年来,以“胡同游”为代表的民俗文化(京味儿文化)又受到了外国游客的青睐,在外国游客眼里,似乎这就是北京文化。
    影视作品中关于北京的题材也不少,在古装戏中,要么是宫廷戏,要么是“戏说”,不管题材如何变化,总是离不开皇帝和大臣,似乎北京古代文化就是皇家文化和士大夫文化。解放以后,创作了一批反映北京平民文化的文艺作品,从老舍的《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龙须沟》,到前些年的《天下第一楼》、《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些作品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得到了公众和媒体的好评。
    但是,仅仅将北京文化理解为民俗文化(京味儿文化),或是皇家文化、士大夫文化,或三种文化的叠加,是不全面的;而对民俗文化、皇家文化和士大夫文化的片面的、不加引导的宣传和展示,则有可能将北京文化蒙上怀旧、感伤的色彩。实际上,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远不是用皇家文化、士大夫文化和民俗文化(京味儿文化)三者所能概括的。
    2、南北方文化交流与冲突形成了北京以“开放、兼容、进取”为特征的文化内涵
    北京地区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自新石器时代起,北京地区及其周边就存在不同的文化形态,各种和平与战争形式的文化交流不断。北京地区发现过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平谷上宅文化遗址、房山镇江营遗址和昌平雪山遗址虽然各具特点,但总的来讲,既受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又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到战国时,多元文化的影响使北京这一地域文化初步具备了“开放、兼容、进取”的文化特征。
    秦汉至五代时期的北京是中国东北方向上的军事重镇,这一时期,中原政权将北京作为抵御北方草原民族南下的重要军事支撑点,也是经营东北的重要前哨阵地。辽金时期在北京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自不待言,元大都的建设,是北京作为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民族文化交流中心之一的继续与发展。到了元朝,北京在中原汉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明代北京城,无论是城市规划、建筑式样,还是其中的各种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乃至哲学思想都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与长安、洛阳相比,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建筑式样、文学艺术,虽然缺少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粗犷、稚朴,但却更加精细、完美,社会政治制度、哲学思想也更加缜密、成熟。
    有人认为,到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趋于“封闭、保守、停滞”,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也呈现出“封闭、保守、停滞”的文化形态。其实并非如此。明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唯一定都北京的汉族统治政权。整个明朝一代,都面临着与北方草原民族的激烈冲突。修筑长城、迁都北京、明成祖五次北伐、土木堡之变、于谦保卫北京及明代后期与满清的战争等等,都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在南北方文化交流与冲突过程中,明代北京文化的内涵,仍然继续体现出其“开放、兼容、进取”的特征。
    清王朝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冲突,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不再是征伐或修筑长城,而是修建了承德的避暑山庄、北京的雍和宫。清王朝的这一历史贡献,对北京的文化内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清代中后期,北京和中国一样,经历了由中原汉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冲突与交流为重点向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这一巨大转变过程。
    3、中西文化交流为北京历史文化内涵注入了新的内容
    在进行南北文化交流的同时,元代的北京又开始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从元代开始出现交叉,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北京“开放、兼容、进取”的文化内涵。
    元大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万方辐辏,各种外来文化在北京展示风采、交流融合。值得注意的是,以基督教文化为特征的西方文化第一次进入北京。天主教、景教都曾在大都传播。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极致的明清时期,北京迎来了中西文化的第二次交流,这就是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来华。如果说,在元大都中信仰天主教和景教的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话,那么,明末基督教第二次进京,则不但得到了汉族统治者的封赏,而且由于利玛窦、徐光启等人的共同努力,中西文化在北京的第二次交流呈现出取长补短、和平交流的趋势。
    明末清初北京经历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虽然由于“礼仪之争”导致再次中断,但却留下了鲜明的痕迹,如教堂、圆明园西洋式建筑。到明清时,中华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交流融合,已经相当成熟,而西方文化也是如此。进入到十八、十九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再也不像几千年来先进的中原农业文化与落后的草原民族文化交流时的那种融合,两种成熟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碰撞更为激烈、困难更大。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表现出来的“落日的辉煌”,才有晚清时期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惨败。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后,古老的中华文化被动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北京作为首都,自然首当其冲:圆明园之被焚,《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城下之盟的签订,使馆区、教堂建筑、教会学校在北京各处出现,无不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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