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婚俗改革篇：征婚很开放 离婚很“迫切”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10:10:33 北京晨报 佚名 参加讨论
 参加传统婚礼的一对新人。  民国时期的婚礼场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多年媳妇熬成婆”等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婚俗传统，在辛亥革命之后渐被抛诸历史洪流的尾端。民国初年的年轻男女们很有意思，他们醉心于自由婚姻、追逐“文明结婚”的潮流——解除包办婚姻、公开自由恋爱、登报求婚征婚、登报宣布同居分居、举办新式婚礼，乃至离婚，如此种种，成为青年男女中风靡的“新风尚”，并与“追求自由”、“共和民主”的时代思潮“绑定”。 易婚俗，成为彼时诸多新潮流中最人间烟火气、最活色生香的一种。 征婚 求婚广告号称“世界最文明” “无媒婚嫁始文明，奠雁牵羊礼早更。”民国初年的男女青年，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女青年，将自由婚姻视为时尚，为着“最爱万人齐着眼，看侬亲手挽郎行”而自豪不已。一时间，女学生登报求相亲者有之，离婚者有之，自称终身不嫁者有之。 若我们能穿越时空，在民国初年的某个清晨买上一份报纸，会发现广告版面上与“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出书启”等出书广告并列的，还有硕大字样的“世界最文明之求婚广告”。 1912年，章太炎公开登载轰动全国的“征婚广告”，他找到了新女性汤国梨。1917年，北京《晨钟报》特地写了一条八卦新闻，说山东有报纸登了一则“奇怪之广告”，“观之殊堪发笑”，原来是一个十七岁的“高等女学毕业生”报纸招亲，“凡有年龄相当、身家清洁、欲娶妻妾者，请至趵突泉内宝文斋书画店面议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过时不候。” 某种意义上讲，刚刚突破封建藩篱的民国青年男女们，比今时今日的年轻人更加“开放”，作为一种流行，他们甚至热衷在报刊上刊登同居和分居广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与某某开始同居，特地敬告亲友；抑或突然因意见不合，“即日起脱离同居关系”，特别挑明，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涉”。 婚礼 乡村新郎官穿起礼服礼帽 “梳一东洋头，披件西式衣，穿双西式履，凡凤冠霞帔、锦衣绣裙、红鞋绿袜一律不用，便利一；昂然登舆，香花簇拥，四无障碍，无须伪啼假哭，扶持背负，便利二；宣读婚约，互换戒指，才一鞠躬，即携手而归，无傧相催请、跪拜起立之烦，便利三。” 这是1912年9月19日《申报》所载《自由女子新婚谈》对民初“文明婚礼”的描述。好比头戴西帽、身穿长褂的民初衣着，新的婚礼形式亦是新旧杂糅、中西合璧，与衣着、发型、女子的脚等等，一道构成了辛亥革命后一幅幅去旧换新的图景。 最开始，对新式婚礼情有独钟的多是接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随着文明结婚的优点逐渐显现，连小镇荒村、后脑勺还拖着小辫的新郎官也穿起了礼服礼帽，办起了文明结婚。但总体来看，“各地行礼自为风气，新旧庞杂，漫无标准”。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发布了意在统一各地婚礼的婚礼草案。然而，旧式婚礼毕竟根深蒂固，新婚礼“老辈旧俗多不悦之”。 到20世纪30年代，集体婚礼出现，即当时所称的“集团结婚”。民俗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从旧时婚礼到清末民初的“文明结婚”，再到“集团结婚”，为中国婚礼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两个阶梯。 离婚 年轻人“迫不及待”去离婚 从古至今的漫长岁月里，从来只有男子“七出”休妻，“妻无弃夫之条”，只能“从一而终”。随着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旧世界被新潮流滚滚淹没，夫妻解除婚约不再是男子单方面“出妻”，妻子亦可主动“离婚”。一时间，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离婚的传统观念颠覆了、“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的俗谚被抛诸脑后了。“离婚”，这个民国才出现的新名词，成为民初新“时尚”。 1913年1月13日的《申报》报道，上海“审判厅请求离婚者多”，北京、浙江、天津等地也时有离婚案，其中多数是女性主动提出离婚。民国名女子的离婚案不乏传奇——前有不满“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而分居并脱离家庭关系的辛亥女英烈秋瑾，后有为了追求真爱徐志摩而离婚的民国名媛陆小曼，再有中国历史上唯一敢和皇帝离婚的末代皇妃文绣。 在当时，除了日子着实过不下去了以外，“离婚”更被赋予了追求自由、打破封建礼教的革命意义，可以说，刚从传统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新式年轻人们，以一种迫不及待的姿态去反抗旧式婚姻，不时见诸报章的高调的离婚启事，成为当事人高举自由婚姻旗帜的一种方式。 然而，“离婚”说到底还是个新时代的全新名词，民国法典确立的婚姻自由只是一个大原则，在司法中的离婚条款仍要求“当事人不满规定年龄，须得父母允许，方可离婚”。直到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民法 亲属编》，专门对“两愿离婚”和“单愿离婚”作出了规定，其中单愿离婚的某些事由，女子一方也可享有离婚请求权。 ■专家点评 以婚俗改革 尝试提高妇女地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严昌洪在其著作《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中指出，清末民初出现的“文明结婚”新风尚，之所以称为“文明”，基本精神有三：一是男女当事人有发言权，即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须儿女同意；二是子女有了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不再依赖家庭；三是节俭办婚事，当时一般男女方父母各给金戒指一枚、礼服一套，这与男女双方经济自立有莫大关系，只有节俭办婚礼才能避免婚后生活陷入拮据。 严昌洪评价说，近代以来，在妇女解放思潮的推动下，不仅“男女大防”被打破，婚礼婚俗的改革也成为一种提高妇女地位的尝试。尤其民国年间，新式婚礼“文明结婚”被定型并推广开来，形成中西合璧、新旧杂糅的改良婚礼。其中，最具进步意义的是提倡自由恋爱，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改为子女双方自己同意的“允诺婚”。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也指出，与政治革新和经济发展相比，婚姻礼俗的变化相对缓慢与滞后。民国初年，即使在津、沪、穗这样的开化地区，新式婚礼也并未占主导地位。婚姻制度、婚姻礼俗和婚姻观念的转变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 本版撰文 晨报记者 王海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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