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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礼俗文化(4)

生活的主体是人,服食器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生活与观念是人类分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同领域的行为和反映,在认知方面有感官和思维、感性和理性认识的差异,所以这两者各有相应的范畴,从而有一定的间距,并不等同。但在百姓日用之学中,生活与观念之间相互渗透,甚至混为一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出自《易经》的名言,在该书的注疏中释为:“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18]王夫之说得更明白:“无其器则无其道”[19],可见道能生器,无道不成器,故道在形之上,器为形之下,这上下之别,是因为道为器物之本源,但是无器也就没有道的存身之处,所以这道和器虽有形上和形下之分,两者却密不可分,道是器的内涵,器是道的外在形式,器有粗细之别,道也有深浅之分,两者相依共存。不仅如此,这器还与性通用,因此有器性、器质之谓,即便“器物”这一名称,起初也是指高贵的尊彝之类,后来才成为各种用具的统称。[20]所以这器物并非简单地为日用品而寓有深刻的道理,然而这器中之道的哲理并非一般愚夫愚妇所能感知,这就是《论语》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此,《论语注疏·序》作了权威性的解释:“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周易注疏》说:“‘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说万方百姓,恒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至於百姓,但日用通生之道,又不知通生由道而来,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21]这些话的要领在于,百姓日用器物而不知其器物之所以然,只有君子才懂得其中的道理,让平民百姓认识日用器物蕴含之道,是君子教化百姓的使命。历来儒家所提倡的“以礼化俗”、“导德齐礼”等都不外乎阐明这一真谛。 
    纵观一部思想史,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历代的鸿儒硕学无不从日常生活中阐扬此中的哲理,并从具体的器物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从而创造出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概念,如道和器、理和欲、义和利、形上形下等等。其实质就是将伦理观念寓入日用器物之中,将有形可见的器物内化为理性的东西,使之秩序化、信仰化,在这内化的过程中,器物已超越它的使用价值,成为人们沟通道体的媒介。因此形上有外在的形下表现,形下有内在的形上寓义,道器有分,而又无分,促使人们达到道器合一,即道即器的境界,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的形上学。在这实践的形上学中,概念的形成不是依靠思辨演绎,而是基于人人可以感受的生活经验,这是中国思想史一系列概念的特征,也是礼和俗进行整合的哲学基础,所以礼俗文化是与西方思想史相区别的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成果。
    这种思维习惯强调感悟的认知方式,宋明理学认为道器的上下之别,可以用“格物”的方法来贯通,以达到下学上达的功效。朱子认为:“盖衣食作息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将物便唤做道,则不可。且如这椅子有四只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只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22]这一番话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格物致知乃是领悟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