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的宫廷礼乐及其政治文化意义（1）
http://www.newdu.com 2024/10/09 04:10:34 清史论丛 佚名 参加讨论
中国的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端，是汉族儒家思想体系中确立国家政权、划分等级差别的重要标志，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这种政治从属性，决定了礼乐对各时代的统治特点、政治形式以及社会状况等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满族统治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它的国家建制与汉族王朝存在种种差别，这也造就了清王朝异于他代的独特礼乐制度。《清史稿·乐一》开篇即曰：“清起僻远，迎神祭天，初沿边俗。乃太祖受命，始习华风。”[1]这种“沿边俗”、“习华风”的礼乐风格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有清一代制礼作乐的思想根基。在此我们追本溯源，对入关前宫廷礼乐的形成、衍变作初步探析，也希望能从礼乐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满族国家政治作一斑之窥。 第一节 祭祀仪式 《清史稿·乐一》的下文只述及如何“习华风”，至于如何“沿边俗”却丝毫未及。何谓“边俗”？《清史稿·礼志》说：“清初起自辽沈，有设杆祭天礼。又于静室总祀社稷诸神祗，名曰堂子”[2]，清高宗乾隆在《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首也曾言：“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阙。……。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弗坠”[3]，看来源于满洲且具有独特享祀遗风即为满洲边俗。这一清人旧习在后世文献中，与“习华风”相对而论，说明它不是汉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产生另有它源，异于汉族文化范畴。 满族，作为我国北方民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民族成分，汲取新的文化养料，它的形成过程是多源多流的。在诸多外来文化中，以蒙古文化对早期满族文化的形成影响最大。蒙元之际，女真人直接处于蒙古民族的政治控制和文化影响之下，元灭亡后，许多故元的降将和遗民留在东北，与女真等民族彼此交错而居，互通婚姻，尤其地处蒙古本部边缘的海西女真更是如此。明朝初年，南迁到辽东一带的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继续与蒙古保持政治、经济、文化和血缘上的交流，受到蒙古文化多方面的影响。对满族祭祀习俗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刘小萌、定宜庄先生指出，清太祖努尔哈赤自创业时起，就处处托庇上天的保佑。他敬事于天，乞求于天的公正和佑护的做法，与元太祖成吉思汗在重大战役之前向天作的祈祷，以及蒙古人对“长生天”的祭祀，有着极深的渊源。二者关于“天”的概念，向“天”乞求的内容，乃至祷词的格式和用语都如出一辙。满族“杀白马祭天”、“刲牛祭纛”的习俗，同样也能在蒙古祭祀活动中寻觅出来。[4]可见，满族原生的祭天礼仪受到蒙古游牧文化的直接影响，满、蒙文化中对天神崇拜的观念，是它产生的宗教基础和文化核心。 努尔哈赤时期的祭天仪式非常频繁，凡出征、凯旋、誓盟、节庆均要行祭天大礼。丁酉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努尔哈赤与叶赫盟誓，行盟誓之仪，“杀牛设宴，宰白马，削骨，设酒一杯，肉一碗，血土各一碗，歃血会盟”[5]。天命三年（1618年）九月初四日，明出兵袭金，努尔哈赤出征前往祭堂子，以乞福上天护佑。[6]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因破明兵，刑八牛祭纛告天[7]。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初一日，为庆祝除夕，“汗率八旗诸贝勒大臣等，出城叩谒堂庙”[8]。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初六日，“因克敌，乃竖旗八杆，吹螺，拜天毕，升帐”[9]。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这个民族对天的礼敬，以及“天”在努尔哈赤征讨事业中起到的象征性作用，即以奉天命行事的名义，来证明自己征战的正义性。 天聪时期祭天仪式的一些基本特点仍如前代，变化不大，如举行时间，仍在出征之前[10]、凯旋班师或狩猎之后[11]以及节日大庆之时[12]。另外，天聪年间祭天的各种习俗也与天命相似。据朝鲜官员申忠一的记载，费阿拉时期神与天分别祭祀，内城木栅设客厅以祭神，外城筑“祭天祠堂”以祭天。[13]这种神、天分祭的祭祀模式，后世相沿不替。如《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元旦卯时，汗往祭堂子，遂还家叩拜神主”[14]；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初一日，汗率诸贝勒拜天祭神毕，入殿陞座”[15]。可见外祭天内祭神的风俗得到延续。又如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初六日，努尔哈赤出城迎出征叶赫的兵将，“因克敌，乃竖旗八杆，吹螺，拜天”[16]；天聪五年（1631年）九月，与明兵战于大凌河，大捷，“竖纛鸣螺，汗率诸贝勒及领兵大臣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17]，二者仪式完全一样。可见，天命、天聪时期祭天的基本特征变化不大，都保存了较为原生的本民族风格，并没有有意识的模仿汉族礼仪制作。 关于祭祀音乐的具体情况，史料记载甚少，但它的使用却可以肯定。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巳时，努尔哈赤书七大恨告天伐明，出征之前率诸王暨领兵诸将等，“鸣鼓乐，谒玉帝庙而行”[18]。《满洲实录》[19]也有相同记载，现将该书中满文部分摘抄如下： Han beise geren coohai ejete be gaifi tungken dume[20] buren 笔者译：汗 贝子 众 士卒 主人 率领 鼓 打 海螺 burdenme laba bileri fulgiyeme tangse de hengkilefi 笔者译： 吹 喇叭 唢呐 吹 堂子 到 叩头 笔者直译：汗率贝子和众士卒的主人（领兵诸将），打鼓，吹海螺，吹喇叭、唢呐，到堂子叩头。 《满洲实录》译文：遂与诸王暨领兵诸将等，鸣鼓乐，谒玉帝庙而行。 可知，《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汉文中“鸣鼓乐”即是打鼓，吹海螺、喇叭、唢呐等乐器，此时的祭天典礼已有相应的礼仪音乐，然而所用乐器仍属较为简单的打击类、吹管类乐器。 又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出师征明，“天聪汗亲率大贝勒、……、左翼超品一等公扬古利、……，于卯刻，出盛京城东抚近门至堂子，列八纛，吹磁螺、喇叭、唢呐，拜天毕，大军西行，出上榆林口，至达代塔前驻营。”[21]，使用乐器依然是螺、喇叭、唢呐等，与天命无别，仍属于较为简单的打击类、吹管类乐器。 总体而言，天命、天聪时期的祭神祭天礼仪活动，遵循了满族民间的祭祀方式，以满、蒙文化的天神崇拜为核心文化基调，保存了较为原生的本民族风格，并没有有意识的模仿汉族礼仪制作，未参杂汉族儒家礼仪成分。即便有汉族文化元素的渗入（如使用了“喇叭”这类汉族乐器，详见下文分析），也是以民间的自然交流为主体，统治阶层对汉文化并未采取积极接纳的态度，这与下文将要讨论的崇德年间主动吸纳的政策有本质上的区别。 崇德元年（1636年）六月十八日，皇太极下谕旨，定祭堂子、神位典礼。汗谕曰：“前以国小，未谙典礼，祭堂子神位，并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今蒙天眷，帝业克成，故仿古大典，始行祭天。复思天者，上帝也。祭天祭神，倘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实属不宜。嗣后，每月固山贝子以上各家，各出一人斋戒一日，于次早初一日，遣彼诣堂子神位前，供献饼酒，悬掛纸钱。春秋举杆至祭时，固山贝子，固山福晋以上者往祭，祭前亦须斋戒。除此外其妄率行祭祀之举，永行禁止。著礼部传谕周知。”[22]这次定制，较为详细的规定了堂子祭祀的种类、神位，参祭官员，祭祀时间、次数及祭品等等[23]，但就祭祀的程序、礼乐的配置却没有交代，我们只能从零星的史料中窥其一斑。 据《满文老档》记载：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三十日，……。卯刻，圣汗出抚近门，列大驾卤簿，吹喇叭、唢呐、海螺，诣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至堂子外，以出征所携护军八纛列于前，鸣磁海螺及喇嘛号筒，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遂鸣炮三，大军启程。[24] （崇德元年（1636年）八月）遂于十二日，命……往征明国。圣汗率出师诸王、贝勒、贝子及大臣，于巳刻出抚近门，吹螺掌号，诣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于堂子外列八纛，复吹螺，行一跪三叩头礼毕。圣汗送出师诸王等至演武场，……。鸣炮三，起行。[25] （崇德元年（1636年）九月）二十八日，圣汉往迎出征明国多罗武英郡王、……，午刻出盛京城地载门，迎于十里外。出征多罗武英郡王、……，序次排班，立八纛于前，吹螺掌号及喇叭、唢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宴毕，圣汗率出征多罗武英郡王、……诣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如抚近门，申刻，还清宁宫。[26] （崇德元年（1636年））十月初二日，圣汗往迎出征明国宁运、锦州一带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岳託、多罗贝勒豪格、固山贝子及诸大臣等。……。（诸大臣）序次排班，立八纛于前，吹螺掌号及喇叭、唢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圣汉入黄幄升座，……赞礼官赞跪赞叩，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圣汗谕曰：“可行抱见礼。”……。（赐茶）饮毕，圣汗率出征诸王、贝勒、贝子及大臣等诣堂子、吹螺掌号及喇叭、唢呐，行三跪九叩头礼。[27] （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初一日，以南征朝鲜国，外藩各路蒙古王、贝勒各率兵来会于盛京。……。初二日，圣汉南征朝鲜国，……。列队毕，巳刻，圣汉出抚近门，设仪仗，吹磁海螺、喇嘛号并喇叭、唢呐，诣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复于堂子外树八纛，仍吹磁海螺、喇嘛号并喇叭、唢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遂起行，列队诸将士俱跪候圣汗经过。[28] 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十五日，上率往征明国的多罗伯阳贝勒、内大臣兔儿格、满洲、汉人固山鄂真，纛章京、梅勒章京，卯时，出抚近门谒庙，奏乐，行三跪九叩礼，……”[29] 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谒堂子拜天仍是出征之前、凯旋之后不可缺少的礼仪仪式，崇德祭天依然保留了很多天命、天聪年间的祭祀旧俗。在此我们以仪仗乐器为例，采用日本东洋文库《满文老档》满文原文，对崇德元年（1636年）“九月二十八日”，“十月初二日”，及“十二月初一日”三次礼仪乐器的使用作简要分析，以此讨论该阶段堂子祭天的文化族属。 1．崇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太极迎征明诸臣，谒堂子祭天[30]： ……, monggo buren yehere buren burdeme, laba bileri fulgiyeme, 笔者译： 蒙古 海螺 磁 海螺 吹， 喇叭 唢呐 吹， 2．崇德元年十月初二日，皇太极迎征明诸臣，谒堂子祭天[31]： ……, tangse de genefi monggo buren, yehere buren burdeme, laba bileri 笔者译： 堂子 去 蒙古 海螺， 磁 海螺 吹 喇叭 唢呐 fulgiyeme, 笔者译： 吹 3．崇德元年十二月初二日，以南征朝鲜国，谒堂子祭天[32]： ……, enduringge han faidan faidafi, ……, laba bileri fulgiyeme, yehere buren, 笔者译： 圣 汗 仪仗 列阵， 喇叭 唢呐 吹， 磁 海螺， monggo buren burdeme, tangse de ilan jergi niyakūrafi uyun jergi 笔者译：蒙古 海螺 吹， 堂子 三 次 跪 九 次 hengkilehe, jai tangse i tule jakūn tu sisifi, ineku laba bileri 笔者译： 叩头， 再 堂子 的外面 八 纛 插， 照样 喇叭 唢呐 fulgiyeme, yehere buren, monggo buren burdeme, …… 笔者译： 吹， 磁 海螺， 蒙古 海螺 吹， 将此三条史料与上面列出第一历史档案馆汉译《满文老档》相对比，一史馆汉译文列出的乐器有喇叭、唢呐、海螺、磁海螺、喇嘛号筒，另有“吹螺掌号”一句，无使用乐器的详细内容。东洋文库《满文老档》的乐器有monggo buren（蒙古角）、yehere buren（磁海螺）、laba（喇叭）、bileri（唢呐）。两者对比，“喇叭”、“唢呐”相同无出入，汉译《满文老档》“吹螺掌号”实为吹monggo buren（蒙古角）和yehere buren（磁海螺）；“海螺”、“磁海螺”实为一种，即yehere buren（磁海螺）；而“喇叭号筒”实为monggo buren（蒙古海螺）。现将仪仗乐器满汉名称对译如下： 表1：《满文老档》乐器名称满、汉文对译表
在表中，除了“喇叭”满文为“laba”，是汉语音译借词外，“唢呐”（bileri）、“海螺”（yehere buren）、“喇嘛号筒”（monggo buren）诸单词都自有词汇，有的词汇还可能来自于蒙古语[33]。laba（喇叭）是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常用的礼仪乐器。康熙《御制清文鉴》存有“laba”词条：“teišun i tūhe fulgiyere ergi narhūn, fejergi fartahūn ilaga den ningge be, laba sembi.”（所谓喇叭，即用黄铜制作的鸣吹乐器，侧部细，低部高大呈喇叭花状）。[34]由读音可知，“laba”一词应为汉语借音。喇叭为唢呐的俗称，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始在我国大江南北普遍使用[35]。这一时期及其后来正是女真各部落发展形成的时期，也是女真与明朝接触逐渐增多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满汉民间交往，喇叭流入满族地区并以“laba”作为名称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一种纯粹的民间自然交流的结果，并非对明廷的模仿。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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