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茶：两种文化符号的比较研究（二）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6:10:00 国史探微 佚名 参加讨论
如果说帝王官宦与一般人饮酒多含有醉生梦死和逃避现实的意味，那么士大夫文人的纵酒所涉及的问题则要更多一些。在生活没有保障的焦虑之外，文人们似乎还多有一层“信仰危机”的焦虑，一种无法做社会良心和忠臣孝子的恐惧和焦虑。秦汉之际的苛政及严密的礼制、文网、法律在魏晋之时彻底崩坏，原先被禁锢着的人性中所有的弱点与丑恶一齐集中爆发了出来，夺得权柄的人常常会以一种变态的报复式心理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人和世事，来发泄他们对自身政权的不稳固及命运没有保障的恐惧心理，这又更加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没有保障性。这一时期的文人不仅不能以他们的才学和道德来匡济天下，而且常常连自身也无法保全。因而饮酒首先成了文人们躲避现实灾祸的办法。阮籍就是因为“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所以便“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之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晋文帝曾经想和阮籍攀亲家，而阮籍自曹爽邀他做官起就雅不愿与权贵发生关系而引火烧身，因而他一连六十天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最后文帝只好作罢。 也有些人在勘破了世事人心之后，便放达自适，既不求闻达于当世，也看透了身后之名，便终是以酒自娱，自寻超脱之道。晋时的张翰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言下之意是你纵然可以求得一时适意，但也是不是应该为死后的名声考虑考虑。张翰回答道：“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旷达气派。更有许多文人名士喜欢用纵酒来表明他们对现行秩序的不满以及不合作，如嵇康、阮籍、陶渊明等。 魏晋南北朝开始的社会混乱动荡与人心失衡一直延续到了隋朝，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在东都永乐宫中饮酒大醉，作了一些五言诗，有句云：“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期社会动荡对人心的伤害，以至于强大的隋朝的君王还会在酒中寻求自我超脱。 隋末唐初诗人王绩也是一位对现实人生相当不满的文人，他非常赞赏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人，最后终于弃官不作，挂印还乡。王绩除了一生放诞纵酒以表明他的人生志向和生活情趣外，还专门写过一篇《醉乡记》来表明他的社会理想，醉乡便是他的理想之国，在他的理想国里，“其土旷然，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其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械器之用”，等等。他还感叹道：“嗟乎！醉乡氏之俗，……何其淳寂也如是！”对现实的不满及对理想的向往溢于言表。 可见，在古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动荡时期，酒作为秩序和仪礼的形象大大消退了，酒更经常地被人们用来作为逃避苦难现实、寻求自我人生超脱和表达社会理想追求的工具。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刚刚以食物身份登上文化舞台的茶，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四）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中国历史入唐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模式逐渐向定型的方向发展，酒和茶尤其是茶作为中国文化中特别的文化符号，其意义慢慢丰满并稳定下来，成为我们解读中国文化的不可多得的入门之钥。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文化相当发展、整个社会精神面貌振作向上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唐初至中期这一段时期，由于政治机构和官制、法律、科举等制度的逐渐健全，整个社会的焦虑程度大概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低的时期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饮酒不再是因对社会不满的自暴自弃，而是对生活及时行乐的享受，许多诗人的诗句明白地表述了这一点，如白居易《长安道》：“艳歌一曲酒一杯”；张谓《湖中对酒作》：“眼前一樽又长满，心中万事如等闲”；李白《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自遣》：“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虎珀光。但使主人能醉酒，不知何处是他乡”；柳宗元《饮酒》：“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樽”；等等。因为这一时期，人们的忧患与思虑转移在了人生与时空的问题上，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白居易《长安道》中的“美人劝我急行乐，自古朱颜不再来。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尝新酒忆晦叔二首》：“世上强欺弱，人间醉胜醒”，《七年元日对酒五首》：“（生死）应无藏避处，只有且欢娱”等，饮酒等及时行乐的方式是人们对这些忧患与思虑的消解。此外，饮酒还成了许多诗人、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捕捉灵感的手段，著名的有李白斗酒诗百篇，怀素醉时写狂草等。总之，这时酒成了美化人生与生活、兴奋人的精神激发艺术创造力的得力物品。 同时由于社会各项制度的逐渐健全，用以匡正世道人心的伦理道德也日益细密，酒在中国古代历史早期被借作为礼的载体的色彩也渐渐淡化，除了用于明堂郊庙、宴会燕乐、社会交往等场面仪式外，几乎不再同与国家人生命运息息相关的“礼”一起相提并论，基本上已从“礼”降到了“仪”的地位。唐中宗时，李景伯曾作《回波词》谏酒，诗云：“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认为饮酒喧闹不合礼仪，重点在仪而不是礼。此后这一观点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重二年三月的某一天因酒失言，第二天深感后悔，痛责自己“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沉湎非令仪”等 ，也是只认为沉湎非仪而不是非礼。《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三月，閤门奏后苑赏花曲宴，群臣有礼容懈惰者，真宗说：“饮之酒而责其尽礼，亦人所难也，宜且降诏戒谕之”，可以说是看到了酒与礼之间存在着的悖论，因而真宗对失仪之臣全部从轻发落。从此，对非仪礼场合下的酒饮的责备就要轻得多了。 此外由于将酒从礼的地位降到了仪的位置，人们也开始能较为清醒客观地看待酒饮破坏社会秩序等负面因素，并且开始从法制、律令、社会经济状况等技术性角度而非“礼”这一神圣无可商榷的角度来对酒饮加以节制。如唐肃宗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禀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 ，便是因为粮食紧张而暂时禁酒。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五月诏诸州长吏：“今粟麦将登，宜及时储蓄，其告谕乡民，……不得以食犬彘及多为酒醪，……少年无赖辈相聚蒱博饮酒者，邻里共执送官” ，则是出于节约粮食和维护社会治安的考虑。宋朝对于趁酒闹事因而耽误公事或失仪犯法的文武官员一概严惩不贷，真宗咸平三年十一月辛卯日，大臣张齐贤因为喝酒而在殿堂上失态，被御史弹劾失仪，张齐贤想为自己辨护，真宗说“卿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有宪典，朕不敢私。”最终还是罢了张齐贤的官。 也是按既有法律规章从饮酒失仪而不是非礼角度处理醉酒事件的。 当然，酒仍然一直被人们用来“消闷解愁”，作为释放缓解心理紧张的手段，这一点从古至今并没有变过。只是在古代中国唐代以后，由于酒与礼的关联不再象以前那么密切，人们在饮酒时可能具有的犯罪感以及破坏现有礼制等文化规范的快感也同时大大降低了，此后饮酒作为一种个人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也比以前轻了许多。 盛唐以后，市民乃至社会所有阶层生活中的享受行乐成份大为增加，文化阶层对时空、人生、自我的超越以及对生活的享受采取了更为优雅的方式──诗词和茶饮,入宋以后赵氏政府所采取的文治政策加强了这一倾向，这对茶饮形成为中国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有着重大的影响。三国时茶主要被人们看成节俭的象征，入唐以后，人们更进一步将茶视为纯洁、高雅、富有仙韵的饮品，认为饮茶能够净化人的心灵，清除尘世的烦恼。诗人韦应物夸赞茶是“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 ，欧阳修则认为茶“不是人间香色味”等 。刘禹锡认为喝茶的人应是有特别修养的人，所谓“欲知花乳清冷味，须是眠云跂石人” ，陆羽觉得只有“精行简德之人”才特别宜于喝茶 ，卢仝认为在喝茶时应当是“柴门反关无俗客” ，苏辙则认为修养好的人应该象茶一样，“性似好茶常自养” ，都是用茶来譬誉人的美好品格。卢仝认为喝茶的好处很多：“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认为茶喝多了会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进而觉得茶饮的品味高于酒饮甚多，吕温认为饮茶“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 ，皎然进而盛赞茶饮而贬低酒饮：“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元稹则认为茶能“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乱岂堪夸” 。再加上某些僧徒常将茶“更作逃禅小饮” ，于是又有了茶禅一味的说法，更使扬茶抑酒的想法和言论增多。 不过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很快就客观地看到了茶与酒的特质与区别，发现了它们在生活中各具不同的品质与功用：“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 ，“摘花浸酒春愁尽，烧竹煎茶夜卧迟” ，即酒与人消愁，茶给人解闷，它们分别给以处在不同精神状态中的人以不同的安慰。不仅如此，人们还更进一步发现，酒多使人醉，饮茶则可解酒醉：“傥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 ，“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 ，“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 。并且茶不仅可以“蠲病析酲” ，酒后饮茶更给人一种胜茶胜酒的全新感觉，“一瓯解却山中醉，便觉身轻欲上天” ，“欲到醉乡深处，应须仗、两腋清风” ，等等。由于酒后饮茶给人轻松诗意的快感，酒后饮茶之风愈趋盛行，遂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一种程式。 在人们逐渐认识茶的特性的同时，客来敬茶的习俗也慢慢在形成，并且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含义。因为茶的淡雅清新的品格一直被人们引为人的清高正直的品质，所以客来敬茶尤其是敬好茶便表明了对来客美好人品的认同和尊敬。唐代韩翃认为客来上茶应始于三国魏晋时的孙皓和陆纳，所谓“吴主礼贤，方闻置茗。晋臣爱客，才有分茶” ，便是认为以茶待客是对客人的尊敬。反之如果被招待的客人不能领会主人的这番好意，这主人便会觉得很失望。元朝的倪云镇素好饮茶，自己精心特制了一种名为“清泉白石茶”的特色茶，当赵行恕慕他的清名前来拜访时，他便用这种茶来招待他。不料赵连啖如常，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倪元镇非常生气地说：“吾以子为王孙，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风味，真俗物也。”从此与赵行恕绝交。 在宫廷中，从唐朝起，皇室已用茶饮招待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举人，元稹有诗句云：“天子帘下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 便是明证。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朝以前便是“旧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宋以后，帝王用茶招待即将要退朝的大臣以及为他讲读经书的文臣、以及入宫觐见的边臣和即将放处任的官员，太子设茶款待为他授课的大臣太傅等也大都相沿成习。这样，客来敬茶行为的文化涵义逐渐地被广泛认同和接受，上自帝王之尊，下至平民之凡，概莫能免，并且成为中国绝大多数民族文化中的一种普同的文化现象。 唐中期陆羽撰写《茶经》以后，茶饮文化越加大盛，人们对茶饮过程中的茶叶、水品、器具、人物、时间、场地等因素要协调一致的要求越来越高，至宋初时形成为一定的程式，再加上禅宗在宋代的兴盛，佛门常用茶宴吸引民众作为传道的引子，以及还有一些僧人借茶为悟道的手段，一度形成了余杭径山寺茶宴式的“茶道”，并东传日本成为日本式茶道的重要源头。但是径山寺茶宴式的茶道本身在中国却不是怎么重要，只是中国茶饮文化大河中的一朵浪花。因为道之为道者必然具有约束世道人心的规范，且茶道则还需饮茶具有相当的仪礼程式，在礼和仪自古就非常成熟并且源远流长的中国，并不需要什么新的伦理规范、仪礼程式，故而重“道”的茶饮方式在中国不可能持久。所以从明朝初年开始，瀹泡散条形叶茶的茶饮形式便占了中国茶叶品饮方式的主流，并且一直流传至今。这种品饮方式以其淡雅、简洁的特性，非常吻合并恰当传载了中国文化中茶饮所具有的清淡、高洁而隽永的文化意蕴，故而才能传延至今。 中国古代酒与茶在文化层面上的不同功能与内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人隐寓在日常生活中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追求。酒作为礼的载体时，它催人入世奋进、享受生活，而当酒成了礼、仪的负面因素时，它实际上是人们在用一种极端但并非暴力的消极方式否定现实。不论酒是以积极还是消极的形式出现，它都蕴含了中国人某种独特的人生意向，是中国人比较极端的一种生活态度。而茶的清淡、简洁的“俭德”特性则代表了一种恬退的生活意向，还有许多时候它也是士大夫文人的一种雅趣，是中国人较为平和的生活态度。与尼采所说的西方人强烈的酒神和日神精神相比，酒和茶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人较为和缓的酒神精神以及静默观照的日神精神。酒和茶还隐隐映对着中国古代文人文化精神中同时存在着的出、入世倾向。不同的时代人们对于酒与茶的重视程度不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以及人们的不同心态，从而更深切地领略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