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快餐化的受众动因（二）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2:10:54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佚名 参加讨论
| 二、“偏好式解读”中的“生产性”受众：快乐的接受行为 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简称《编码/解码》）中提出了著名的“霍尔模式”。他认为，受众在解读电视文本时有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1）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 hegemonic position )，即解码者认同编码者的权威，采取与编码者完全一致的立场。（2）协商立场(negotiated position)，即观众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又强调自身的利益，采取的是既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否定的立场。（3）反对立场(oppositional position)，即解码者采取与支配意识形态相对抗的立场。相对应的，受众有三种对文本的解读方式：第一种是偏好式解读(preferred reading)，那些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观众，他们使用主导意识形态的符码进行解读。在这种方式中，观众直接从文本中获取传播者想要传播的意义，即根据编码的规则来解码讯息。第二种解读方式是协商式解读(negotiated reading)，即原则上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但同时也觉得这一解释不能完全符合自身的社会经验，于是协商，最后得出一种既部分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又部分满足自己需要的解释。第三种则是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因其社会情境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悖，解码者并不以编码者的规则来解读，而是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霍尔模式”揭示出了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传播者制造的文本不过是接受者“生产”意义的原料而已。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行，传媒的市场化进程让“受众”变成了传媒相争取的对象，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受众。受众的主体意识觉醒了。拥有了“小我”意识的受众在单向传播面前便有了“协商式解读”，甚至有时有了“对抗式解读”。 我们可能始料不及的是：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另一个副产品——价值观念多元化。但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沉积在民族的灵魂中。即便是不识字，不读书，也俨然有儒家文化的浸染。哥伦比亚大学“丁龙汉学讲座”纪念的那位丁龙，就是一个目不识丁而集中国伦理道德于一身的中国劳工。⑦对于传统文化，中国人自有一种当然的亲近情节。在价值观多方面陷入一种迷茫式困顿时，传统的意识形态便悄然登堂入室。于是，国人通过传媒对传统经典的接受，竟然暗合了霍尔的第一种解码方式——偏好式解读。但此类“生产性”受众在对于丹系列《心得》的第一种解读中，解读出的意义与于丹如出一辙。于是，于丹对经典的解读，不红都不行了！正是这种契合，使受众的阅读与解码变得快乐起来。而这种快乐，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是多么地不可多得而又带有“文化着”的气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也许还得加上一个状语，我们“体面地” “娱乐至死”！ 三、结语 于丹的走红是因时而致，因当下的受众接受心态和趣味而致。而当下的受众，既懵然而又快乐着。当然，这个说法，不是针对所有受众的，不针对那些对大众文化还保留着一份警惕的人。而快餐化的传统文化的风行，受众的懵然和快乐的接受行为是一个重要的动因。 注释 马克·波斯特编：《让·波德里亚文选》，转引自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页。 霍尔提出的三种受众解码立场之一。参见樊昌志、王勇、唐晓玲编著：《传播学应用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9页。 阿多诺：《文化工业的再思考》，转引自马丁·杰伊：《阿多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83页。 陆杨、王毅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1页。 马尔库塞著：《爱欲与文明》，黄勇, 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闵良臣：《面对“于丹现象”》，《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2期，第52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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