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吃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12:10:01 晶报 佚名 参加讨论
古中国以农立国，其饮食文化具有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即以粮为主食，配以精心烹饪之肉、菜。尽管在汉唐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涌入中原，带来肉食民族的饮食习俗，丰富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但并不能改变中国传统饮食模式，反而多被同化。 上述只是外在现象，就内在理路而言，古代中国的吃首先是一种权力。 先秦饮食礼政已相当完备，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都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别。譬如鼎，周代最主要的青铜饮食器具之一，就是衡量社会身份等级的标志物：国君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 饮食与权力一致，乃是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譬如商代名臣伊尹，即利用厨艺进谏，“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至于王道”（此处的“汤”不是家庭主妇煲的靓汤，而是商汤君主）；《老子》将治国之道以烹饪作喻，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而在《论语》中，“食”字出现41次，“政”字也出现41次，这或是一种巧合，但也可证明饮食与政治的高度相关。 抵至清代，饮食与权力的一致达到巅峰。以宫廷筵席为例，皇帝宴桌有菜肴40品；皇后宴桌减为32品；妃嫔每桌菜肴则递减为15品。即使在1900年慈禧落难，所谓庚子西狩之际，权力仍不放过饮食这最后一块堡垒。车舆可以从简，居室可以从陋，惟饮食不能降格。在慈禧结束逃难回京的路上，曲沃县令王廷英接待“圣驾”，所设筵席有八珍、八八席、六六席，耗银数万两。 正因为饮食与权力挂钩，古代中国的吃往往极尽精致乃至奢侈之能事。孔子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历代得到充分展现。 《周礼·天官》记，周天子进膳时，“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那吃的是相当彪悍；汉代更上层楼，负责皇帝饮食的各类机构拥有官员及奴婢数千人，宫廷膳食开支一年高达二万万钱，相当于民间2万户中产家庭的资产；盛唐也是美食盛世，烧尾宴乃个中代表。据《旧唐书·苏瑰传》：“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名曰烧尾。”烧尾宴有多奢侈呢？《清异录》中记载了一份不完全的烧尾宴菜单，共列菜点58种，糕点20余种，菜肴32种，计有北方的熊、鹿、驴，南方的狸、虾、蟹、青蛙、鳖，还有鱼、鸡、鸭等等，排场不可谓不浩大；宋代同样如此，神宗往往“一宴游之费十余万”，而仁宗一次内宴，仅蛤蜊一品就价值两万八千钱，可说是一筷子就吃掉一部宝马；明清的饮食奢靡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清代的满汉全席达到顶峰。 由权力而导向的奢侈食文化，若多走一步，则可能自精致坠入变态。春秋时齐桓公的厨子易牙，竟因前者吃腻山珍海味而杀掉自己的幼子，烹饪进献；南朝《世说新语》记，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济以人乳喂猪，做出的清蒸猪蹄因而十分鲜美，连皇帝也赞羡不已；清代笔记《竹叶亭杂记》载，山西一大官喜吃驴肉，养了几只肥驴，要厨师在活驴身上刲取腴肉，然后用烧红的铁板烙之，血即止。刲一块，吃一块，有时到筵席终，痛得死去活来的驴仍未倒毙，也无人理会。 当然，古代中国吃文化中也有与上述相异之另一主旋律，那就是节制饮食，崇尚简朴。《吕氏春秋》说：“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疾首”，清人毕沅释为“犹言致疾之端”，即致病根源。《老子》也说“五味令人口爽”，近人于省吾诠释说：“五味令人口丧，言五味令人丧其口之本然也。”意思就是说各位吃东西不要太重口味了，否则就要丧本呢。 如果说上述主要从养生方面辨析，那么孔子的主张则是从伦理学高度来言说了。孔子既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认为君子不应当耽于口腹之欲，那些号称追求道而又不甘于吃差点穿差点的娘娘腔应当受到鄙视。同时，孔子又赞美苦学而不追求饮食享受的人，“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而孔子自己，追求的也是简朴饮食，所谓“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今天，我们在鼓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同时，或许也该重视“君子食无求饱”。惟其如此，吃才可能成为普世黎民之权利，而非仅仅是朱门权贵之权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