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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扬菜名吃 扬州炒饭文化解码(2)


    与扬州“握手”了两千多年
    淮安已与扬州“握手”了两千多年!南北运河开通后,这是往来船只必须经过的两个重要城市。
    淮安“因水而兴”。在古运河岸边,“南船北马,舍舟登陆”字样的立碑格外引人注目。“舍舟登陆”处不远,是建于明代的两座古闸——清江正闸和清江越闸,这是运河上仅存的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古闸。淮安的高级烹饪师吴明千介绍说,淮安是“南船北马”之地,因为运河过淮安往徐州通航就比较困难了,一般就弃船登车;北方人到了淮安就得换船去往南方。这样一个交通“换乘”处,自然使得菜系在这里表现为自由和融合,扬州炒饭也变得摇曳多姿,分外灿烂。
    吴明千认为,也正因为这种特征,使得淮安菜有着普适性,让四面八方的人都能吃、吃饱肚子。交通“换乘”的承南启北特性,则使得淮安与扬州美食文化的联系“藕断丝连”。细细比较淮扬两地的菜肴,就不难发现,这种共性还真同步:皆有薄如蝉翼、细如发丝的豆腐羹;也都有“大块文章”的扒烧整猪头。两地菜谱基本上差不多,只是各具特色而已。就说扬州炒饭,淮安的扬州炒饭,口味相对重一些,在选料上也不及扬州的全;淮安长鱼的烹饪,号称全国一绝,而扬州白案,特别是包子表现为千变万化,春有荠菜,夏有干菜,秋有野鸭肉,冬有冬笋,不但咸甜适中,而且清淡入味,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原淮安水利局副总工程师范成泰这样评价淮扬两地的亲密关系:明清时期,全国漕运指挥中心漕运总督部院以及河道总督府都曾设在淮安,而扬州有两淮盐运衙门,两城都拥有重量级的国家机构,在国家经济中举足轻重。
    “握手”了两千多年,淮、扬两地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如清代盐商在淮安“河下”地区聚居。其建筑风格、生活方式与扬州“河下”的盐商们相仿,故淮安河下被称为“小扬州”。黄钧宰《金壶浪墨》这样描写淮安盐商:“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后来,由于盐业中心移至扬州,淮安盐商亦有不少迁至扬州的。在各种交流之中,扬州菜与淮安菜交流甚为密切,这恐怕也是后来出现“淮扬莱”一词的原因之一。
    三亿两白银成就“淮安菜”
    淮安因运河而成为枢纽城市,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为运河“四大都会”。清代为盐业、漕运、造船、治河的中心,有漕船1万多艘,漕运军士15万人。
    在《淮海晚报》副总编王卫华的陪同下,我们考察了漕运总督部院遗址和基本恢复的河道总督府花园“清晏园”。从明初至清中叶,这两处是主管国家赋粮收验储运与治水保运两大要政的部级机关。两处的存在,与“淮安菜”的繁荣休戚相关:以清晏园河道总督府为代表,号称“银铸的食府流水的席”。每年从国库领取六百至一千万两不等的白银,治理河道、贪污行贿、吃喝靡费各耗三分之一。史料记载,仅乾隆中至道光末的一百年间,这个部门吃喝招待一项就挪占了治河专款近三亿两白银。
    官衙内有华筵盛宴,民间亦有挥金如土的盐商,“丝管终朝花下醉,食客三千涌户来”,风尚所趋,一些“居民从而效之……日食万钱”。大的酒楼菜馆更是千方百计延揽名厨,穷搜天下奇珍异品,别出心裁地推出稀有之味。
    可以想见,扬州炒饭也就是在扬州与淮安这样有着多方面共同文化背景之下,走进了淮安的上流社会与各个民间阶层。于是,这样的氛围中,淮安涌现出了大量的“淮安菜”厨子。其从厨人数之众,整体水平之高,技术竞争之激烈引起当时世人的注目,形成了要厨子、带厨子、送厨子三股风,人们以向上司、同僚、亲友推荐名庖作为联络感情的上选之举。晚清、民国初年,驻外使节带厨子和接受赠厨也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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