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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传统服饰中的“十二章”纹样研究(二)

如最隆重的大裘冕是皇帝祭祀上天的礼服,上衣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花纹,下裳绣藻、火、粉米、宗彝、黼、黻六章花纹,共十二章。衮冕(王之吉服)上衣绘华虫、火、宗彝三章花纹,下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花纹。而作为天子至士皆可穿的法服“玄端”则不会饰以“十二章”纹样。尽管“玄端”的款式造型和冕服一样,但因为“十二章”的装饰,有无纹样,拉开了皇帝和平民的区别,造成了明确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截然不同的外观形象。也由此,“十二章”服饰纹样成为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的核心和基石。 
    西周的社会生产力。比之商代有长足的进步。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西周的等级制度也逐步确立.同时与这种等级制度相适应,产生了完整的冠服制度。从这个时期的铜器铭文及《诗经》、《周社》等记载来看,周朝不仅有服饰制度,而且有专门设“司职”一职,掌管服制的实施,安排帝王的穿着。 
    冕服制度的记载,虽然始见于周代,但形象资料的反映,却大多出现在汉代。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出土的汉画像石刻,绘古代先王黄帝、尧舜等形象通戴前后垂旒的冕冠,而“十二章”纹样,则在同时期的砖画、漆画、帛画及画像石中可以找到。 
    公元605年,隋炀帝即位,崇尚奢华,生活糜烂。为了宣扬皇帝的威严,恢复了秦汉章服制度。南北朝时按周制将冕服十二章纹饰中的日、月、星辰三章放到旗帜上,改成九章。隋炀帝又将它们放回到冕服上,将日、月分列两肩,星辰列于后背,从此“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就成为历代帝王冕服的既定款式。 
    唐朝。冠服制度同样是封建社会权利等级的象征。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颁布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就包括服装的律令。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而在当时普通的平民和宫女中则很少见“十二章”纹样.或只是简单的装饰。这和中国传统服饰实际是贵族服饰,而平民的服饰在工艺上投入很少有关。 
    在辽、宋、夏、金、元时代,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促使中华服饰文化胡汉合流,以“十二章”装饰纹样为基础的传统题材纹样往往因为具有政治的内涵,能为巩固封建统治而服务。所以乐于被入侵的统治者所吸收。北宋的桃花、鸟、蝶纹样,唐朝的宝相花、双鹿、牡丹等纹样都能在这个时代的服装上看到,和入侵者民族服装的特点互相结合和影响。 
    明朝在服饰制度领域提倡恢复大汉文化传统,把唐宋官服制度加以承袭.确定了明代官服的基本风貌,并且材料、制作工艺更高,更精美。同时对服饰的禁令越来越多,上至皇帝皇后,中至文武百官,下至庶人、乐妓、农夫、商贾,都有系统的规定。如1958年北京定陵万历皇帝陵内出土的一件衮服,主要纹饰就是十二章,其中团龙12,用孔雀羽线缂制,前身、后身各3,两肩各一,下摆两侧各二。日月、星辰、山纹分布在两肩、盘领、背部下方和肩部,四只华虫在肩部下侧,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织成两行。相对排于大襟上。 
    清朝,满族想以自己的服饰来同化汉人,所以在康熙、雍正、顺治帝存世的朝服、吉服和画像中,都没有发现“十二章”。但在乾隆的朝服、吉服和画像中则都可见汉族皇帝衮服所必有的“十二章”纹样,而且所摆的位置也是固定的。之后也都依照乾隆的成规。所以,汉族传统的“十二章”和补服服饰,一概转用到清朝服制中去了。 
    从黄帝到清朝结束,历经几千年,世事变迁,或兴盛或衰落。但“十二章”纹样却贯穿整个历史,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这也正是中国几千年阶级统治、皇权思想的历史。如果以现代的服装流行学来看,简直是不可想象。所以说,“十二章”服饰纹样不仅仅是服饰文化的历史,而且是法制、皇权、社会、政治的历史。而这些实际上也是影响现代设计的重要因素。 
    三、“十二章”服饰纹样的意义 
    在中国传统服饰中。作为古代服饰核心的皇帝冕服更是完全异化于现代的时装文化。如清朝慈禧服饰上的一个绣花就要熟练的技工花几年时间.而皇冠上的一颗珍珠则动辄几十万两银子。这种穷奢至侈的服饰是远离社会生活的。也正因为如此,流传于世的皇宫服饰品,其技艺之高超,艺术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绚丽奇葩。 
    “十二章”纹样在服饰上的应用开创了服饰标识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先河,这也是伴随阶级、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服装从此不仅仅是遮羞蔽体、御寒保暖的物质品,而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含义、标识意义、身份象征的更多文化内涵。成为社会文化、历史的重要反映。转贴于 中国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