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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中西火药分水岭(2)


    
    18世纪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情景(绘画作品)
    今年77岁的潘吉星教授,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研究中国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是李约瑟晚年访华时必见的好友之一。在他看来,明代是继宋代之后火药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可谓集历史之大成”。宋末元初之年广泛应用于军事上的火器,在明朝得到进一步发展,“最典型的就是火箭,宋代的一级火箭到明代发展成多级火箭,大大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扩大了作战范围”。明朝已有专门的火器部队,名为“神机营”,相比元代的“炮手军”更为先进。
    以此往前,中国对火药的利用一直处于世界前列。据中国当代民族史学家冯家升在其专著《中国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中所记载,虽然早在八九世纪,中国的炼丹术和医药就已经传入回教国家,可直至宋理宗年间的阿拉伯文兵书虽提到了火攻法,但仍未提到火药的主要成分——硝,反而将其归入同时期的药典中。
    根据潘吉星的考证,“元大军将火器与骑兵结合,使得哪怕是欧洲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也不堪一击。攻打莫斯科用火炮,攻打巴格达用火箭,波兰和德国联合抵抗,结果被元大军围困,用火药攻克”。此后,元朝在当地建立政权,招募当地士兵制造火药,将火器技术传入欧洲。
    历史并没有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下去。400年后,当年被蒙古骑士们带到西方的火药又回来了,但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
    打捞“红夷大炮”
    正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在其专著《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和文化》中所言,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在一夜间发生了变化,但如果将这些变化都归于1644年,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卜正民教授是李约瑟在晚年的合作伙伴之一。
    “其实自明中期开始,虽然我们的火器仍在发展,但相比西方已开始显现落后的趋势了。”潘吉星告诉本刊记者。明嘉靖元年(1522年),由葡萄牙传入中国的“佛朗机”已装配了用于瞄准的准星和照门,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这时候,我们的火炮仍大多是前膛装,每发射完一发炮弹都要清除炮筒中的药渣,费时费力。”此后,明朝廷很快就招募工匠,仿制了一批“佛朗机”,装备明朝陆军及海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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