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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外交耻辱:美国人做清朝的外交特使(1)

总理衙门酝酿派使团出国修约
    1865年11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外交、通商事务,下简称“总理衙门”)呈送《局外旁观论》一文。文中,赫德希望清政府改革弊制,施行新政。转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提出了与赫德呈文类似的要求。威妥玛还用威胁的口吻说,中国若不变革,借取新法,难免受到各国的干预。
    赫德和威妥玛的呈文令清政府胆战心惊。按照1858年中国与英、法、美、俄签订的《天津条约》,1867年为修约之年。此时的清政府对于十年前英法借口修约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心有余悸,遂将二文转发江南督抚,要求他们认真筹划应对之策。
    总理衙门内的办事大臣认为,“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总理衙门于是暗中酝酿遣使出洋。但统领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发现:清廷上下竟无一人能够胜任此职,于是将目光放在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身上。
    美国公使成了钦差
    蒲安臣生于1820年,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6月2日发表的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后来成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
    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作为清政府接纳的第一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蒲安臣来华之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先后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两次打击,内外形势岌岌可危。
    1862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对华“合作政策”,其要点是: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国政府对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
    美国的“合作政策”在西方列强中独树一帜。在这个政策的支持下,清政府度过了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危机,自然对这个政策的执行者蒲安臣心存感激和信任。
    1867年11月,蒲安臣任期届满,准备向清政府辞行。辞行之时,蒲安臣向奕?表示,今后(中国)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必十分出力。奕?问他是否愿意代中国领命出使西洋各国。蒲安臣当即答应。
    1867年11月27日,奕?正式向清政府上奏,请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为在列强之间协调平衡,清廷又请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柏卓安和担任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充当蒲安臣的副手。另派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随行出访,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特别强调:中国此行所派之员,均系钦差。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自上海虹口港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