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的战争：蒙古各族反抗女真政权的战争(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37 中华网论坛 佚名 参加讨论
| 在修筑界壕后，章宗以为天下太平，对北方不以为意。当时根据蒙古史料的记载，成吉思汗曾经到金朝的静州向金朝进贡，大概这就是原因吧，经过章宗初期的“明昌之治”后，金朝的统治逐渐走了下坡路，黄河屡次决口，增加了财政困难，而且一向温和的南宋在闻金朝与蒙古交战时，也高估了蒙古的力量“近闻金虏颇为鞑靼骚扰”“认为盖夷狄之衰，乃中国之利”，贸然发动“开禧北伐”，金朝发动反击，“泰和南征”。在战争过后，章宗曾经询问大臣南宋的议和可不可靠。有政治远见的大臣王维翰说“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条，其臣惩韩侂胄、苏师旦，无复敢执其咎者，不足忧也。唯北方当劳圣虑耳。”提醒章宗注意蒙古，可是没有引起章宗的注意，尽管在当时的蒙古人看来金朝仍然是“极其强大和尊严的”，但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在不断消长，章宗一死不过数年蒙古铁骑就占领了金朝的首都，那位颇有政治远见的王维翰大人在蒙古南侵时果然显示了气节，与妻子一起自杀殉国，历史的悲剧终于上演。 现在发挥一下史学的实用功能，谈一下它对现在的影响。 一是对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教训，从历史上看，金朝是一个以女真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杂以契丹、奚、渤海 回纥等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可是金朝在具体政策方面，总是猜忌和防范远远大于信任和团结，比如本人在上文提到的对蒙古部落的“减丁”“蒿指”，对契丹族的不信任，还要加上对汉族农民的“括地”，等等政策无疑大大减低了诸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把这些人在蒙古南下时“逼”成了帮凶，如契丹人在蒙军南下时的叛乱和广泛参与等，金朝的教训在于在建国和进军中原的前期实施一些民族压迫政策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久而久之还执行这种政策就无疑是削弱自己的统治力量，增加反对自己的对手。比如金朝颇有作为的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民族偏见一直很严重，在女真官员唐括安礼都提出“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的意见时，金世宗还说“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这种偏见一直持续到中期，金朝末年略有改观。这一点连金朝女真人内部后来也有反思，金朝哀宗时代的长公主就说过“：“近来立功效命，多诸色人（非女真人）。无事时则自家人争强，有事则他人尽力，焉得不怨？”金朝末年为之殉难的汉族和其它民族官员很多，但大多数不是进士出身的官员就是军户，如果民族防范不是那么深，统治基础扩大一部，会起到什么效果？事实证明，以防范和猜忌为主的民族政策只能显示自己的虚弱心理，对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有百害无一利的！ 二是政治的关系，应该说女真族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灭辽朝和北宋后积极结合本民族实际积极移植中原的制度，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制度，以重儒为中心的文化制度很快确立，金熙宗 海陵王大刀阔斧的改革的气魄也是少见的，到了世宗 章宗时代，造就一代“大定明昌之治”，我们发现，在世宗后期和 章宗世虽然不乏政绩，但是缺少了前辈如海陵王的积极进取精神，我颇同意《金世宗与宋孝宗之比较研究》的观点“他们都在稳定内部、求治图强中有不乏称道的表现，但同时又未能超越历史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表现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因循颓废和无所作为的消极性。北南两个王朝在他们身后几乎同时走向衰弱，就是他们不能把求治之道持之以恒的结果。”在盛世下存在危机是正常的，但是是如何解决它呢？是积极进取还是因循守旧？在世宗和章宗后期对问题多小修小补，政治的颓势终究换来了蒙古的铁骑，当一个政权不能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那么终究由别人来替你解决，别人可能是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小农或者是相对野蛮的游牧民族，蒙古取代金朝，历史是前进了，可是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北方人口从5600万下降到1000多万，这个帐不光要记在蒙古人身上，金朝自身的不求进取的政治也有一定责任的。向现代我们的国家小有成就，就在报纸等媒体上频繁使用“盛世”这个词语，难道还想重蹈覆辙？还是清醒一些比较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