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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名将。
    范仲淹父范墉,始仕吴越国。太平兴国三年(918)吴越降宋,范墉随钱镠归宋,曾任武宁军(今徐州)等地的节度掌书记。
    范仲淹幼年的生活十分贫困,2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东)的朱文翰,从此他改姓朱,名说。长大后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发愤自强,赴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书院求学。他昼夜苦学,有的史书称他“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考中进士,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两年后,改任毫州(今属安徽)集庆军节度推官,上表恢复姓范。
    范仲淹所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吏治腐败,财政危机,农民与士兵不断揭竿而起。边境上,契丹与党项结成犄角之势,不断南扰东犯。
    年轻的范仲淹深切了解当时官僚政治的腐败和下层百姓的疾苦,多次上书议政,希望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于泰州监西溪盐仓,上书指出武备废弛、官吏冗滥等时弊。天圣五年(1027),他又写了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认为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足,缺乏贤能官员,天下危机四伏,形势十分严重,必须进行变革。范仲淹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给宰相王曾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后,范仲淹被调入京城任秘阁校理。他刚直不阿,几次因忤逆权贵而被贬为地方官。仁宗登极后的前几年,章献太后(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范仲淹上疏太后还政于仁宗,被出为河中府通判,移陈州。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擢右司谏。时仁宗与皇后不和,决意废后,并得到宰相吕夷简的极力支持,范仲淹和一些台谏官员至政事堂质问宰相,并准备与他廷争,被出为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六月,改任苏州知州。景祐二年(1035)十月因在苏州兴修水利有功,范仲淹被召回朝为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随后改任权知开封府。次年,因不满吕夷简擅权营私,他将京官晋升情况绘成《百官图》进呈,又写了《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等四论。吕夷简大怒,在皇帝面前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同年五月,出为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年轻官员余靖、尹洙、欧阳修愤而为范仲淹鸣不平,也被出为地方官。时人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为“四贤”。
    范仲淹先后任亳州、泰州、河中府、睦州、苏州、饶州、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处地方官,同情百姓的困苦,施政以养民为先,将发展生产放在首位。
    在泰州任盐官之时,他目睹这一带海潮泛滥,吞没大片良田庐舍,对百姓生命和生产构成严重威胁,遂上书朝廷,极力主张修筑海堤。在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支持下,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今属江苏)县令,主持修筑捍海堰。在范仲淹、张纶等人的努力下,在天圣六年(1028)修成一条总长150里的捍海堰。从此,泻卤之地化为良田。两千多外逃户陆续还乡,农业、煮盐业等稳步发展。滨海人民为表达感激之情,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
    景祐元年(1034)九月,苏州大水,农田积水难以排泄。知州范仲淹上书朝廷要求疏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他亲自主持了疏浚工程,使苏州绝大多数地区排除了积水,恢复了正常的生产。
    景祐五年(1038)十月,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此后,宋夏血战数年,宋军每战必败,处于挨打的局面。范仲淹改任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改命为陕西都转运使。康定元年(1040)五月,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和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延州(今陕西延安)北面三十六处堡寨全被西夏荡平,形势相当危急。八月,范仲淹自请兼知延州。他首先淘汰老弱,将1.8万名士兵分为6将,每将3000人,指定专人负责训练,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又修复城寨,招还流民垦荒,募商贾贸易,将延州建成了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同时,他上书朝廷提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认为宋军“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西夏军队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尤其是骑兵。范仲淹反对轻率冒进,主张坚壁清野,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但未被朝廷采纳。康定二年(1041)二月,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参见好水川之战),次年闰九月的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参见定川寨之战),宋军都战败,各有数千将士战死。
    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宋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总四路之事,由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的范仲淹与秦凤路韩琦、鄜延路庞籍分任,以协力加强西北边防。
    范仲淹等人确定了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正确战略。一方面筑寨,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另一方面选将练兵,招募善于骑射的当地百姓以补充军队,又招还流民兴垦营田,作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宋夏交界处散居着不少骁勇强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双方都在积极争取的一股力量。范仲淹亲自巡视诸羌,与之约法三章以共同对付西夏。蕃部纷纷归附宋朝,西夏逐步陷于孤立。
    范仲淹居边三年,与士卒同甘共苦,宋朝的防御力量大为加强。庆历四年(1044)五月,宋夏达成和议,元昊削去帝号对宋称臣,自号夏国主。由此恢复贸易,宋每年赐夏银7.2万两、绢帛15.3万匹、茶3万斤。
    庆历年间,内忧与外患交相侵迫。庆历三年(10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开放言路,擢用欧阳修、余靖为谏官;同年四月,名扬边陲的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七月,又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改革。
    宋仁宗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仁宗悉用其说。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政治上,限制恩荫,惩办贪官,严格按政绩考核官员。改革科举考试,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教育的内容除了经义外,应传授一定的基本技能,如算术、医药、军事等。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须严格执行,取信于民。经济上,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挽救财政危机。军事上,在东京开封府地区招募民兵5万人且耕且战,既可省养兵费用,又可加强京师守卫力量。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从士兵中选拔人才。
    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核心是整顿吏治。范仲淹希望通过官僚政治体制的改革,挽救宋朝的危机。
    庆历三年(1043)十月,诏中书、枢密院两府选诸路转运使,张昷之、王素、沈邈分别被任命为河北、淮南、京东都转运按察使,分行各路考究官吏。又诏两府同选提点刑狱官,两府新定磨勘式即考课新法。十一月,诏大臣不得为子弟、亲戚陈乞馆职,又诏限公田。庆历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诏降河南府(今洛阳)所属颍阳(今伊川东)等5县为镇,以减少官员以及民户负担的差役。
    择官长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考核官吏,裁削倖滥。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新政”限制了权豪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击。夏竦等人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他令女奴临摹石介的笔迹,仿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皇帝的诏书。夏竦的阴谋虽未得逞,但范仲淹等人感到政治形势险恶。恰好此时西北形势紧张,范仲淹遂以宣抚陕西、河东,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出为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富弼、韩琦也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改革失败。
    范仲淹一生在政治舞台上近四十年,先后在许多地方任地方官,业绩斐然。所到之处,他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对宋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通过教育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国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热心于教育,足迹所至,广为兴学。他曾在兴化、睦州、苏州、饶州等许多地方建立学宫,多次聘请和荐举著名学者孙复、胡瑗等到中央和地方任教。庆历年间,他将之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广到全国,兴学运动掀起了高潮。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范仲淹十分爱惜人才,尽最大力量发现、培养和保护人才。著名的政治家富弼、军事家狄青、教育家孙复、哲学家张载等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孙复早先是一介穷儒,周游求食。范仲淹发现他的才华后,一方面给他补一个学职以解决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指导其学习。孙复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理学家张载年轻时爱谈兵事,希望在疆场上有所作为,身为陕西边帅的范仲淹与之面谈,认为他真正的才能不在武功,而在儒学。张载从此发愤读书,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御夏战争中,小将狄青作战十分英勇,范仲淹大为赞叹,亲赠《春秋》、《汉书》,狄青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范仲淹先后向朝廷推荐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都各有建树。
    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或写湖光山色,优美而有情致;或叙事抒情,寄寓远大抱负。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之一,主张诗文创作要“文以载道”,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他十分推崇古越范蠡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并无退隐之意,诗文中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在词的创作上,他将边塞风景引入词的领域,描写北疆的风光和将士的豪情,开阔了词的意境。
    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其中多有寄寓深远、脍炙人口的佳作传世。庆历六年(1046),他降知邓州时,应友人滕宗谅之请,撰写了一篇气势非凡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阔胸怀。其中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之语。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创之。
    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由青州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赴任途中,病卒于徐州,享年64岁。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褒贤之碑”,谥文正。范仲淹不仅一生清廉刚正,而且他和家人始终过着极俭朴的生活。但是,他们对寒士僚属却十分慷慨,多次解囊相助。晚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在苏州买了千亩良田,名为“义庄”,用来救济同族中的穷人。范仲淹治家甚严,长子纯祐随同父亲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次子纯仁,后任宰相;纯礼、纯粹为官也都以清正廉洁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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