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４）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36 博源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李承渥军的失败和韶州的陷落，使南汉举国震惊。刘鋹不得不作好保卫兴王府的准备。他一面调兵遣将，一面挖掘东濠，以求固守。然而，若大一个南汉国，却因统治者长期以来多听谗言，把能征善战的大将一一诛死，故找不到二个得力的统军将领，苦觅之中，宦官刘鸾真推荐他的养子郭崇岳，刘鋹急于用人，不问是否胜任，便糊里糊涂授郭崇岳为招讨使，与大将植廷晓率兵6万，驻屯马迳(今广州北，亦名席帽山、马鞍山)，列栅扎寨，拒抗宋军，守卫兴王府。 971年(宋开宝四年)正月，宋军为解除侧后的威胁，为直驱兴王府创造条件，挥军连克英州、雄州。屯驻贺江口的汉军潘崇彻，见大势已去，率部投降。宋军解除翼侧威胁后，从韶州南下，所向无敌，很快进抵泷头(今广东英德南)，逼近兴王府。 情况异常险恶，南汉王朝受到威胁，为保住社稷，慌忙遣使向宋军求和，请求停止进军。宋军统帅潘美遵照出征前赵匡胤交待的意图，只允许战、守、降、死、亡(走)，拒绝南汉的请和，依旧继续进击。泷头以南，山水交错，地形险恶，宜于设伏。为保证行军安全，潘美把南汉使者挟持军中，做为人质，率军疾进，并于二十八日顺利渡过险地到达马迳，屯兵双女山(亦名凤山)，与汉军叫阵。 汉军统帅郭崇岳本非将才，部属又多为韶、英等州溃兵败将，士无斗志。宋军游骑几度挑战，郭崇岳怕歼，仍是列栅而守，坚壁不出。 南汉主刘鋹因请和不成，恐为宋军所俘，不得已将金银珠宝、妃嫔内宠一齐装在10多只大船上，准备远逃海外，继续过快活日子。不想船只未及出发，宦官乐范却勾结1000多名卫兵将船只盗走。刘鋹无奈，遣使向宋军投降。 乞降的使者被宋军送到汴京，迟迟不归，刘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遂命郭崇岳等严兵戒备。接着又命弟弟刘保兴于二月初一率所部进至马迳，增援督战，与宋军决一死战。 宋军是胜利之师，出兵以来连战皆捷，越战越勇。而此时的汉军虽仍有10万之众，但将帅无能，士气低落，不堪一击。 二月初四，宋军进攻马迳。汉将植廷晓极力拒战，并对郭崇岳说：“北军(宋军)乘席卷之势，其锋不可当也。吾上旅虽众，然皆伤痍之余，今不驱策而前，亦坐受其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开宝四年二月丁卯朔)领前锋据水而阵，令崇岳殿后，防宋军背后冲击。交战后，廷晓力战不胜而死。郭崇岳、刘保兴拨转马头，奔回营栅。宋统帅潘美与随军转运使王明计议：汉军“编侧竹木为栅，若篝火焚之，必扰乱，因而夹击之，此万全之策也。”(《续资治通鉴》卷六《宋纪》四) 是日晚，宋军调集数千民夫，各持两炬，接近南汉军营，万火齐发，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烧得汉军狼狈逃窜。宋军乘机进攻，杀死汉军几万人，郭崇岳死于战乱之中，刘保兴逃进兴王府。 刘鋹知报，万分焦急，宦官龚澄枢等献计说：“北军之来，利吾国中珍宝尔，今尽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驻，当自还也。”(《续资治通鉴》卷十二。开宝四年二月丁卯朔)刘鋹觉得有道理，便立即下旨焚烧宫殿府库，一夜之间，南汉几十年剥削来的民脂民膏，化为灰烬。 二月初五，宋军攻进兴王府。刘鋹无计可施，只好出降。此后，宋军以兴王府为基地，出兵镇压各地土豪叛乱，经5个多月的征战，平定了岭南，宋得60州，214县，170263户。 宋得南汉后，赵匡胤为安定南汉人心，封刘鋹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并命潘美、尹祟珂主持广州(宋占兴王府后改称广州)政务，下令废除酷刑重赋。 南唐为南方割据势力中比较强大的国家之一。为十国中吴将李昇所建。据有江淮。李昇之子李璟时，东灭闽，西吞楚，辖地36州。后被周世宗柴荣战败，江北之地尽失，去掉帝号，奉表称臣，从此国力一蹶不振。李煜即位后，酷爱诗文，迷恋声色，笃信佛教，所任官员多为文士，国势衰弱，后周改宋后又对宋称臣纳贡，卑躬屈节，摇尾乞怜，想用软的一套保持割据地位。 宋灭南汉后，南唐失去了长江天险，在战略上处于宋的三面包围之中。为保住疆域，解除燃眉之急，李煜一方面派弟弟李从善到开封拜见赵匡胤，提出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表示臣服，另一方面暗地募兵备战。并接受其门下侍郎陈乔-右内史舍人张泊的献策，采取坚壁以老宋师的坚守防御战略，旷日持久地消耗、疲惫宋军。他把兵力部署于长江中、下游的南岸各要点，重点则屯驻于湖口(今属江西)，金陵(今江苏南京)和润州(今江苏镇江)。同时，李煜还遣使致书吴越王钱俶，以现身的说法劝告：“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宋史·吴越世家》)企图联络吴越，共同抗宋。 吴越王钱俶因先得到赵匡胤授予的“天下兵马大元帅”称号，接着又收到赵匡胤赐赠的战马、羊只及骆驼，自觉宋廷与吴越通好，不会谋求吴越领地。他不惟拒绝与南唐联合抗宋，而且还为宋军充当攻击南唐的打手。 南唐是江南实力较强的政权，又一向恭事于宋，故赵匡胤对南唐采取的行动比较谨慎。宋消灭南平、武平、后蜀、南汉之前，怕树敌太多，对南唐采取安抚政策：迫谥李煜之父为帝，拨粮救济南唐灾荒，斩杀叛唐降宋的将领等，笼络和稳定南唐。宋灭南汉后，赵匡胤便密锣紧鼓，从各方面积极做军事进攻的准备。972年(宋开宝五年)二月，南唐使者李从善到汴梁，宋将其扣留，给南唐施加政治压力，闰二月，又用离间计使李煜鸩杀了素有名望的南唐南都(今江西南昌)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是年冬至次年春，赵匡胤先后任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兼任淮南、湖南岭南和荆南、剑南水陆转运使，又专门设置川蜀水陆转运计度使，进行大举用兵前的物资运输准备。三月，宋遣使与辽修好，停止双方的军事冲突；四月，以重修天下图经为名，派使索取了南唐19州形势图，掌握其屯戍、交通，户口情况。974年(宋开宝七年)七月，宋采纳江南人樊若水的建议，在荆湖造巨舰战船数千艘，以备渡江时架设浮桥，用于水战。八月，赵匡胤告知吴越王钱俶，宋军将下江南，要其“训练兵甲。江南倔强不朝，我将发师讨之。元帅当助我，无惑人言，云皮之不存，主将安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开宝七年七月己巳)九月，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棹(战船)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率兵10万，分赴荆南江陵等地，熟悉战地，待命出击，进行适应训练。 江南，多为水乡湖网地带，要打则必胜，水军的质量，数量便是首要的条件。对此赵匡胤在跟随周世宗柴荣征南唐时早有深刻教训，为不蹈覆辙，他在灭后蜀后便运用其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加紧进行水军建设。 军事准备就绪，赵匡胤为了“出师有名”，三次命令南唐主李煜入朝议事。最初是通过南唐遣使李从善劝诱，随之是派梁迥为使到南唐相邀，南唐王李煜知道是计，便以染病为由予以拒绝。最后一次是派李穆出使。李穆到了南唐，在大肆夸耀了一番北宋实力后，公然胁迫李煜入朝，否则将会引起后患。李煜哀求说：“过去侍奉大国小．心谨慎，这是希望受到周全的恩德，现在见迫如此，只有拚死罢了”。 李煜不肯入朝，赵匡胤便以“倔强不朝”为借口，于974年(宋开宝七年)九月，命令曹彬，潘美率水、步、骑军10万，发兵攻唐。临行前，赵匡胤召见出征将领，面示曹彬“南方之事，一次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续资治通鉴》卷八，开宝七年十月丙戌) 攻南唐的部署和意图是：以曹彬、潘美率兵为主力，主攻方向在和州与采石之间，强渡长江进围金陵；东路为助攻，西路为牵制(参见宋灭南唐之战)。 十月，曹彬、潘美统率的水、步、骑军，开始进攻。曹彬率荆湖水军自荆南顺流而下，直取池州(今安徽贵池)以东长江南岸各要点。潘美部集结于和州(今安徽和县)，准备自和州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间渡江。两军会合，进围金陵。为造成南唐东面威胁，赵匡胤还命吴越王钱恨为升州(即金陵)东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统率吴越军5万(由宋将丁德裕任监军)从东面攻取常州(今属江苏)，配合自汴水而下的京师水军夺取润州，尔后两军合攻金陵。此外，以宋黄州(今湖南黄岗)刺史王明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检棹都部署，率西路军向武昌方向进击，牵制江西的唐军。 十月十八日，曹彬率荆湖水军，携带预作浮桥用的舰船，自荆南出发，沿长江靠北岸一侧顺流东下。南岸唐军各屯戍部队，以为宋军是沿自家岸边一侧巡逻，不仅不加防范，而且还以牛酒犒劳宋军，从而使宋军得以顺利通过南唐屯兵10万的要地湖口。 十月二十四日，宋军突然渡过长江，袭占峡口寨(今安徽贵池西)，随之水陆并进，直趋池州。池州守将戈彦看到迎面扑来的宋军，如梦初醒，因御敌已晚，只好率兵弃城逃走，致使宋军于闰十月初五占领池州。 宋军占领池州后，要继续东下，急需在石牌口(今安徽安庆西90里)架浮桥，输送大军和粮秣过江。此时，不受南唐重用的江南人樊若水来到宋帐献策。原来，樊若水早在宋军进攻之前，常以钓鱼为由，对江南进行了几十次的测量，得出当地长江深度和宽度的精确数据。宋军采纳了樊若水提出的在长江架设浮桥的建议，立即将大船互相排列起来，成功地在长江上架起了自古以来第一座浮桥。宋军顺利过江后，连克铜陵(今安徽铜陵东北)、芜湖(今属安徽)、当涂(今属安徽)，进攻采石。采石与和州隔江相对，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渡口。闰十月二十三日，曹彬击败唐军2万余，俘其马步军副都部署杨收、兵马都监孙震等1000余人，夺占了采石。 十一月中旬，宋军将预制的浮桥从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桥成，潘美率步、骑军由江北经浮桥过江。当宋军在采石架设浮桥的消息传入南唐朝廷中，南唐主李煜、大臣张洎等听罢摇头，讥笑宋军在长江上架桥是儿戏。只派镇海(治所在今江苏镇江)节度使郑彦华和都虞候杜真，分别率领水、步军务万人去采石迎击宋军。 郑彦华、杜真进至釆石，与刚越过浮桥的宋军遭遇，双方遂展开争战，交战数合，南唐军且因仓促迎战，兵力不足，不敌蜂拥而至的宋军，只好边战边退。宋将曹彬仗着人多势众，先击败郑彦华的水军，又登岸击败杜真的步军。随之，曹彬、潘美率部乘胜发起猛烈进攻，连克金陵西南的新林寨、白鹭州和新林港口，并在攻占金陵以南的溧水(今属江苏)作战中，全歼南唐军都统李雄部万余人(参见宋攻南唐采石之战)。 975年(宋开宝八年)正月十七日，宋军开始进攻金陵。南唐水陆军10万余，前依秦淮河(经金陵城西南)，背靠金陵城，列阵以待。为了不失战机，潘美不待渡河船只备齐，便下令步骑涉水进攻，大败唐军(参见宋攻南唐秦淮河之战)。同时，曹彬命都指挥使李汉琼率部分舰船，载以芦苇，利用火攻焚烧南唐军水寨，歼灭南唐军数万，使宋军直逼金陵城下。接着，宋军又攻克金陵外关城。驻金陵南唐军多次组织反攻，均被宋军击败。至此，宋军在金陵城郊三面扎营，形成了对金陵的包围态势(参见宋攻南唐江宁之战)。 宋军主力连战皆捷，王明部及沿江各部队从西面发起进攻，先后击败南唐军于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武昌(今湖北武昌县)，池州、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及袁州(治今所在今江西宜春)。吴越军也从东面迅速夹击南唐军，攻克常州、江阴(今属江苏)，并在润州(今江苏镇江)与宋军会师，合围金陵． 金陵，北据大江，南连重岭，龙蟠虎踞，形势险要。自宋唐开战以来，南唐军以为城高池深，坚壁固守，疲惫宋军。但南唐主李煜将政事交给陈乔，张洎，自己索性匿居后苑，与和尚道士们诵经讲易，把国家大事抛在脑后，置若罔闻，以致金陵被围数月，人喊马叫，战事频繁不已，竞全然不知。 五月的一天，李煜忽然高兴，率身边仕宦，登城巡视，看见城外尽是宋军营寨，方才大为惊恐，忙遣修文馆学士承旨徐铉和道士周惟简，先后到开封进见赵匡胤。徐铉见赵匡胤，质问：“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赵匡胤看了看徐铉未答。徐铉以为赵匡胤没有理由作答，便接着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赵匡胤见徐铉出言不逊，以守为攻地答：“你说父子可以分成两家么?” 徐铉、周惟简被赵匡胤的话噎住，无法反驳，只得快快返回南唐。 事过一个月，徐铉、周惟简又一次来见赵匡胤，谈了许多宋不该攻南唐的理由，并进行了反复辩论，以求宋军罢兵言和。赵匡胤说：“李煜倔强不朝，我将发兵讨他。” 徐铉争辩说：“李煜事大之礼甚莽，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也，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辛未) 赵匡胤越听越不耐烦，遂用手按剑厉声大喝：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辛未)徐铉听罢，不敢做声，惶恐退去。 南唐主李煜恳求缓师不成，恼羞成怒，决心孤注一掷，与宋军决一死战。于是，他一面诛杀了主降的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一面令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率湖口10万守军东下赴援，命侍卫都虞候刘澄去润州加强金陵东面的防御。朱令赟奉命东下过程中，因受宋军王明部牵制，行动迟缓。刘澄率部进至润州，见宋军势大，不久即投降。 金陵局势危在旦夕，南唐主李煜六神无主。宋太祖赵匡胤乘机采取迫降手段，命曹彬等暂缓攻城，把留京的南唐使者李煜之弟李从善遣回，劝说哥哥投降。李从善归，李煜打算出降，门下侍郎陈乔、右内舍人张洎两个执掌政事的人坚决反对，并对战局分析说，金陵固若金汤，宋军远途作战，如久攻不下，自会不战而退。李煜也觉得有理，又拒绝了赵匡胤的劝降。不过，在军事上，李煜这时唯一的希望便是率重兵的南唐将领朱令烫来援。 十月，朱令赟在李煜多次飞书敦促下，摆脱宋军王明部的牵制，率水、步军号称15万人，缚大木筏，乘载可容千人的大战舰顺江东下，企图破毁采石浮桥，截断宋军退路，以援救金陵。宋军王明所部驻屯独树口(今安徽安庆附近)，见南唐救兵赶到，立即派飞骑奏报宋太祖赵匡胤，请求赶造战船300艘，以作应急准备。赵匡胤说：“这不是应急之策，令扩的援兵赶到，金陵之围便有被解除的危险。”于是向王明授密计，令他在独树口(今安徽安庆附近)至州浦间竖立许多长木，状似桅杆，作为疑兵。朱令赟来援，时值冬初，长江水浅，舰筏过大，不能并进，唐军行动缓慢。待朱令强部接近独树口时，望见许多帆墙，误认为宋军置大量舰船拦截，迟迟不敢前进。曹彬见朱令赟中计，又令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刘遇增援王明。 十月二十一日，朱令赟率部进至皖口(今安徽安庆西南)时，刘遇，王明率兵阻击。情况危急，南风阵起，朱令赟即以火攻宋军，烈火借着风势能熊扑向宋军。刘遇，王明部不支，正欲逃命，不料风向突变，南风变成北风，火焰反而扑向南唐军船舰。宋军乘势猛攻，朱令赟见大势已去，投火而死，战棹都虞候王晖被俘，南唐援军被歼(参见宋攻南唐皖口之战)。 外援断绝，金陵孤危。宋军乘势围攻金陵，至此已逾一年。宋将曹彬为实现赵匡胤的意图，仍不急攻，再三致书劝降李煜，但均被拒绝。曹彬最后发出警告说：“此月(十一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为之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丙戌)李煜无奈，答应遣送儿子仲寓入朝。但是左右却极力反对，以为城防巩固，那有克日攻破之理?双方交涉间，时间已到了二十五日，距破城只有两天了。为避免破城时抢劫杀降引起反抗，赵匡胤速派使者转告曹彬：攻下城后，“以勿伤城中人，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勿加害”。于是曹彬佯装生病，将士们得知主帅生病，纷纷到曹彬的帐前问候。曹彬乘机对他们说：“余之病非药食所愈，须诸公共为信誓，破城日不妄杀一人，则彬之疾愈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丙戌) 众将士听说治主帅之病，只要严明战场纪律，不妄杀一人，便一致赞同，并焚香发誓，曹彬高兴，方才“病愈”。 十一月二十七日，宋军发起总攻，倾刻间金陵城破，李煜被迫投降。为安抚降臣与百姓，赵匡胤封李煜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并调粮数十万石赈济满城饥民。同时，他又命李煜作书，令南唐驻各地军队缴械，唯江州(今江西九江)军校胡则与牙将宋德明杀了主降的刺史，据城固守，坚持5个月，终被宋军曹翰部消灭。至此，宋平定南唐的战争结束，宋得19州、3军、180县、65万余户。 赵匡胤灭南唐是北宋统一南方的最后一战，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宋军在这次作战中，五路出师，水路并进，从东、北、西三面对南唐实施分进合击。其所以获得成功，一是对渡江作战有充分准备，二是主攻方向选择得当。 吴越国，唐末钱谬所建。据两浙13州，建都杭州(今属浙江)。自钱谬工传至钱俶，一直对外臣服中原各王朝，对内“重敛其民”，偏安于东南一隅。后周改宋后，吴越王钱俶同他的先祖一样，仍臣服中原，拜倒在宋太祖赵匡胤的足下，惟命是从，意在保住自己的地位。为此，千方百计讨赵匡胤的欢喜，仅963年(宋乾德元年)就向宋进贡白银万两，犀、牙各10株，香药15万斤，金银、珍珠、玳瑁等器物数百件。974年(宋开宝七年)，宋发兵攻打南唐时，赵匡胤命钱俶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率兵5万配合进军，并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军步骑千人为俶前锋，且监其军。丞相沈虎子向钱俶谏阻：“江南(南唐)，我国的屏障，如今大王自撤屏障，一旦宋军入侵，如何能保卫国家?”此时，南唐主李煜也致书钱做，申明“今日我亡，明日难道你还能保得住吗?宋帝召你入朝赏功之日，亦是你沦为开封布衣之时。”而慑于宋廷实力的钱恨为了讨好宋帝，保住吴越政权，听不进忠言，反而一意孤行，亲自领兵帮助宋军攻打南唐。 南唐灭亡后，南方的吴越钱氏政权及福建漳，泉一带的陈洪进集团，成了俎上之肉，976年(宋开宝九年)二月，赵匡胤借酬吴越在平南唐之战中的功劳之机，召吴越王钱俶入朝，并表示酬谢之后即可回归，决不食言。钱俶不敢违旨，匆忙携带妻室儿孙惶恐北上。吴越朝野惊慌，认为君主此行凶多吉少，为了祈求神明保佑钱王平安归来，众臣在西湖边(今杭州)宝石山上建造了保做塔。” 钱俶进京后，赵匡胤佯装特别友好，并如约将他放归。但在临走时，赵匡胤却赐他一个黄包袱，叮嘱可在回归途中拆开。忠于王命的钱俶走出开封城后，打开一看，很是惊愕，但见满包袱尽是宋廷臣僚要求扣留钱俶的奏章。事情很明白，宋廷不允许吴越再存在下去，只不过是等待钱俶自动纳土罢了。但不管怎样，钱俶还是万分感激宋太祖赵匡胤免扣的恩德。 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人少势弱，原来是吴越和南唐灭闽后的觊觎对象。陈洪进为了对付吴越和南唐，曾主动与宋联系，请求加封，遂被赵匡胤命为节度使，年年向宋称臣纳贡。当陈洪进闻知钱俶入朝，也深感不安，打发儿子文颢到开封贡献礼物，探听虚实。赵匡胤乘机令陈洪进亲来。陈洪进不敢拒绝，便从泉州起程。由此可见，在赵匡胤心目中，他们早已是囊中之物。978年(宋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亲自到开封朝贡，他从宋廷迫使吴越纳土的过程中，摸透了宋廷的意向，为了保持自身地位，主动献出漳、泉2州14县的土地户口，受到宋廷的礼遇，史称陈洪进“纳土”。 本来，吴越王钱俶先于陈洪进到达开封，陈的纳土，使他更是不得自安。于是，他便要求赵匡胤之弟宋太宗赵光义罢去他吴越国王的称号，解除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官衔，宋太宗没有允许。醉翁之意不在酒。钱俶很快从谋臣崔仁冀口中得知：“朝野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钱俶恐惧，痛感“去国千里”，已在他人掌握之中，有翅也难飞去，才步陈洪进后尘，向宋廷献出吴越13州，1军、86县、15万余户，史称“吴越归地”。宋封钱效为淮海国王，给予特别礼遇。 至此，经过15年军事、政治、经济的斗争，宋终于完成了统一南方的战争，共计得地15 7个州、745个县、230多万户。北宋的国力，军力进一步增强。 976年(宋太平兴国元年)八月，赵匡胤在统一江南后，便对北汉发动了第三次进攻(参见宋五路攻北汉太原之战)。赵匡胤命郝崇信、王政忠部出汾州；阎彦进、齐超部出沁州(今山西沁源)，孙晏宣、安守忠部出辽州(今山西左权)，齐延深、穆彦璋部出石州(今山西离石)，候美，郭进部出忻代(今山西忻县、代县)。 九月，宋军兵分五路，在赵匡胤的亲率下，以太原为目标开始攻击。宋军所向披靡，捷报频传，直逼太原城下。十月，北汉告急，契丹南府宰相耶津沙、冀王塔尔应邀率兵南下救援，宋军和契丹军遂在太原城下展开激战。激战中，赵匡胤这个胸怀大谋的军事家、政治家，不幸在即将完成统一大业之时暴病而死。 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即位，继续遵循赵匡胤的战略方针，努力完成其未竟之业。终于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率兵攻入太原，灭北汉，宋得10州、1军，41县、35220户，兵3万(参见宋灭北汉之战)。至此，中国汉民族区域走向统一，五代十国的历史全部结束。 北宋王朝的统一战争所以能最后取得胜利，从战争主观指导上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是符合当时南弱北强的情势的。北宋建立之初，南方割据势力都已衰落，北方辽因正处在兴盛时期地广兵强，并石断向中原地区扩展。宋朝初期曾几次进攻北汉朝因辽军出兵援助而中违撤退。南方各国，力量弱小，较易攻取；而已经济富庶，中原馈铜可以仰赖江、谁得到解决，所谓“军国之费多出于江南”。后来统一南方后，得以充分利用江南、巴蜀的人力物力，集中全力北征，就比较顺利地取得了阻击辽军、迫降北汉的胜利。 2、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比较成功，保证了战争纳顺利进行南方各国虽然承平日久，积弱不振，但他们拥有的总兵力却不下七八十万(此依各国投入作战的兵力反有关资料概算，即南唐约30万，南汉约20万，后蜀约10万、吴越投降时11．5036万，南平3万，武平不详。)而北宋初期兵力最多时才37．8万人(参见《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兵一》)。除去西防西夏、北防辽国及北汉外，能够南下的兵力不超过20万。南方各割据势力，有唇亡齿寒、彼此利害相关的一面，如果联合抗宋，其力量不可忽视，但他们之间矛盾甚多，赵匡匡巧妙地利用了这里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以配合军事进攻。在军事进攻上，又采取由近及远(如先取南平和武平，以利对后蜀东西钳击)、先弱后强(如先灭后蜀、南汉以孤立南唐)、各个击破的方针，始终使自已处于主动的地位。在各个击破中，宋军每战都注意周密计划，进行充分准备，了解放情，然后兴兵开战。这些均收到明显的成效。 3、军政兼施，善用谋略。五代十国分裂已久，各国多己衰朽不堪，基本上以自保固存为目的。统治集团内部不和，人民怨愤君主和将帅大多缺乏坚决作战的决心。故北宋得以在强大军事只力下，广施分化离间的谋略。不论战前、战中或战后，都以高官厚禄优待降者，瓦解其抵抗的决心，并能约束军队，严禁杀掠，尽量减少战争的破坏与损失。因此，每战都能以较少的代价获取较多的胜利。就北宋来说，兵力数量不多，但屡经战阵，较之南文各集团的军队战斗力均强，故多次作战皆能以略占优势的兵力，甚至不居优势的兵力取胜。赵匡胤等北宋君臣历经五代更迭，具丰较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老于谋算，因而在整个统一战争中，表现出政略多于军略等待点。 赵匡胤在夺取政权和统一战争中，运筹帷幄，巧妙指挥，奋力征战，不愧为著名的军事家。在巩固政权时，他励精图治，对政权和财权也进行了改革，以形成上下相制、有利于防微杜渐的官僚体系，集大权于皇帝一身，又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 唐末五代以来，地方藩镇势力所以在军事上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究其原因是事权太重，不仅拥有雄厚的兵力，而且辖境广大，地域辽阔，少者数州，多者数十州，军、政大权总揽一身。为削弱藩镇势力，集中权力，赵匡胤在采取以文制武的韬略中，推出文官出外知州，“权知军州事”，代替军人掌握州郡行政的做法。对宋从周接收的所属各藩镇，从963年(宋乾德元年)开始，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从京官中选派精练强干人员，高职低配，带原衔出仕知县，以从根基上动摇节度使的统治，使“专恣不法”的节度使有所顾忌；对在统一战争中新接收的藩镇，则令其各州直隶京师，长吏直接向中央奏事。随着又屯兵于大县，对县政予以威慑‘对节度使管辖下的知州官规定任期以3年为限，期满，另调他职，以限制州官长久地握有一个地方的权力，生根蔓藤，拉帮结派，竖立山头；在藩镇治理的州郡中设置通判，规定通判可以过问州饷行政，直接向中央负责，有事专达，和知州分庭抗礼。 为了遏制节度使统辖下的军队驻在县里，其军队的最高领兵人——“镇将”和县令势均力敌，牵制县令，通过改革，将军、政分开，各施其事，使县令真正成为一县长官，总理民政，平决狱讼，催收租税，劝课农桑。 地方权力归中央收揽后，赵匡胤又从专制主义集权统治出发，对中央官僚机构也进行了改革。过去宰相统帅百官，相位望重，皇帝也尊他几分，对皇权构成威胁，改革即先从分割宰相权开始，使相权变皇权的对立物为附属物。汉、唐以来宰相奏事，坐于殿上和皇帝面对面共议朝政。赵匡胤新任皇帝后佯称眼睛昏花让宰相站着奏请。 为分割宰相的权力，赵匡胤还先后设立了一些官僚机构：设“参知政事”同宰相一起议事，并规定押班、知印、奏事，祭祀行香，都和宰相轮流充任，改组枢密院使其专制军国机务、兵务、边备，戍马等政令，和宰相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二府。不同殿，所说之话，各不相知，使赵匡胤在听取异同中，了解实情，掌握主动，力避专擅和诡诈；利用盐铁，度支，户部三使(总称“三司使”)主持国家财政大权，平衡岁收和支出，以割除宰相的财权，枢密和三司都增设副使，以减削正使的权力。同时，收回唐代以来由宰相任命，进退谏官的制度，使历来以向皇帝进谏为职、具有限制皇帝作用的谏官，变为对皇帝负责，弹劾宰执、臣僚的工具。 为了动摇地方藩镇势力与中央抗衡的物质基础，从961年(宋建隆二年)起，赵匡胤便采取了果断收回财权的措施，由中央直接派朝官主持地方税收，不许藩镇亲吏插手，地方财赋收入，除开支本地行政经费所需外，其余全部输送京师。州府官员不得私自贩卖牟利。 唐末五代，干戈扰攘，武人擅国，重武轻文之风日盛。为了扭转世风，发展生产，促进文化的进步，他大力开辟儒馆，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太学所在地)学舍，派官员管理国子监，招选生徒讲学，以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为劝学崇儒，他特派内侍代表他给太学生赐酒菜。老百姓见了穿白袍子的举子进出于骑兵披甲的武人之中，高兴地指着道：“这一辈子露脸了，天下可以太平了！” 在广育人才，人才辈出之时，他又对有知识的人不问资历，不求全责备地予以擢拔，不论资排辈。他明确说“作宰相须是读书人。”枢密使、三司使用文臣担任。下层官吏史，如有一才可取，一行可见，都破格提拔。其开创的重文轻武时代，一直延续和影响到明，清两代。其结果不仅使北宋以后不再有武将拥立的现象出现，而且使中国的文化、科技、教育在历经唐末五代沉闷时期之后，又掀起了一个光耀世界的高潮。 赵匡胤的军事思想： 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和著名的军事统帅。长期的军事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军事思想，主要有： 一是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战争观。生长于五代时期的赵匡甩，目睹过当时国家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井跟随周世宗参加了后周的统一战争。其“天下一家”的思想比较明确。因此，在他代周建宋后，一直把实现国家的统一，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建宋伊始，他就亲自率军讨平了方镇李筠和李重进的反叛分裂活动；接着又对各地方割据政权进行了征讨。南唐割据政权，一直对宋朝十分恭顺，兴师讨伐又找不到什么借口，于是赵匡风便直接了当地对南唐使者说：“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太祖开宝八年十一月，辛末)经过十几年的南征北讨，赵匡胤终于基本完成了统一南方。然而，他认为统一事业并未完成。因此，开宝九年〔976年)正月，当群臣请尊他为“应天广运、一统太平……皇帝”时他则却而不受，并说：“今汾晋(指北汉)末平，燕蓟未复”，怎么可以称之为一统呢?(《宋朝事实》卷二十)在赵匡胤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战争中，虽然强调以武力解决问题，但也不排除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例如，对于后晋石敬塘所割给辽朝的幽蓟十六州，他不仅没有忘掉收复，还在收复方式上作了两手准备。在其建宋之初，他就特别设置了封桩库，并尝密谓近巨曰：“欲埃斯库所蓄满二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联将散滞财，募勇士，伸固攻取耳。”赵匡胤虽然在尚未完全实现其统一目标之前即突然去世，但已基本上统一了南方及中原地区，结束了中唐以来，200多年的割据混战局面，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环境。因而，他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战争观，是符合历文潮流和人民意愿的，是值得肯定的。 二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建军思想。自唐中叶至五代，骄兵强将演出了一幕幕叛乱、割据的悲剧，造成中原地区兵连祸结的混乱局面持续了200余年。为防止这种“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历史重演，赵匡胤建宋后，即把中央高度集权作为建军的根本指导思想。其主要原则有：在统兵机构的设置和相互关系上，遵循“互相维制”原则，以使兵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特别是皇帝一人手中；在兵力部署上，本着“内外相制”原则，以期京师之外“无外乱”，京师之内“无内变”；在军队调动和屯戍上，依照“将不得专其兵”，兵要“均劳逸，知艰难”和“远妻孥怀土之恋”等原则，通过天下营兵移换屯驻，以防止将帅犯上作乱的“凶谋”；在养兵政策上，遵照“为百代之利”的原则，采取在灾区大量招兵措施，以达到“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的巩固政权的目的；在武装力量编成上，按照“强干弱枝”的原则，通过把地方军身强力壮和英勇善战者选入中央禁军等办法，以加强中央的军事力量。赵匡甩及其重臣提出的这些建军思想，不但解决了五代以来骄兵悍将对皇权的威胁，而且从制度上制止了类似情况的重现。这对于消洱绵延200多年的由于兵权分散而导致的政局混乱，保障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生产秩序，确实起到积极作闻。但是，其继承者们在承袭这一祖宗家法时，由于不知变通，对武人和“内变”防范过甚，也产生了诸如冗兵耗食、将帅无权、兵将分离、教育训练差、军纪废弛等损害军队战斗力的消极影响。 三是切合实际的战略思想。赵匡胤在统一战争中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在运用中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其战略思想切合实际。即体现了这样三项思想原则：一是“先易后难”思想。这一思想是后周重臣王朴在其“平安策”中提出来的，后被周世宗在其统一战中所采用。王朴认为，“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得吴(指南唐)，则挂、广皆为内臣，顺、蜀可飞书而召之……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旧五代史》卷一二八《王朴传》)赵匡胤在后周时跟随周世宗参加了攻南唐的战争，经过3年苦战，周世宗才获得淮南十四州，而江南地区仍然丝毫无损。这表明，南唐并不易玫。周世宗所采取的王朴的战略在“难”、“易”的判断上，并不切合实际。赵匡甩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确立“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但在进攻的目标、顺序上作了重大调整和修正，即“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正是由于对“易”、“难”的分析符合客观情况，因此在先统一南方中进展相当顺利。二是“先富后取”思想。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反映在战略上就是受经济的制约。赵匡胤的“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战略，正是基于宋初经济实力还很薄弱这一实际而制定的。因此，他在广泛地听取了主要谋臣和将相的意见后指出：“中国自五代己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候我富实则取之。”(《东都事略》卷二十三《孟昶等传论》)三是攻守并举思想。宋朝建国初期的疆土，仅占全国的一半。长江以南，有大小七八个割据政权；在北方山西境内有北汉，而燕云地区又被契丹占领着；在西北方面还有党项军队在不断扰边。面对这种实际，赵匡风坚持攻守并举，在对南方采取攻势的同时，在北方采取了守势。派兵分屯瀛州、常山(今河北正定)、易州(今河北易县)、徐州(今山东无慷)等地防御辽国；分屯延州(今陕西延安)、庆州(今甘肃庆阳)、环州(今陕西环县〕、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地防御党项；分屯晋州(今山西临汾)、潞州、泽州竿地防御北汉；并“敕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宋史全文》卷一)，以与辽国维持互不攻扰的局面。到开宝七年(974年)，又主动与辽议和通好，以解除进军南唐时的后顾之忧。从而基本上获得了“累年天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的效果。可惜，后世的继承者们未颠完成其取燕云的宿愿。未能将其业绩发扬光大，却消极地继承了他规划中持重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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