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体制的流弊(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1:11:42 光明网理论 佚名 参加讨论
| 北宋时期，长期存在着文臣从中央控制军队到地方直接统军的制度，从而改变了以往长期盛行的军事将领统军的体制。到北宋后期，又实行并强化了以往某些朝代的宦官带兵的做法。于是，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成为当时军事上的突出现象。北宋后期的这种统军体制，对国家武备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对边防更产生了直接的危害。目前对北宋文臣统军问题、北宋末年宦官干政的弊端，学界已有论述[1]。但学者的研究还是针对两个不同的问题而展开，尚未在统军体制上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也就难以对其流弊进行深入地考察。本文即是以此为探讨对象的专文。 一 北宋后期文臣统军体制的僵化 北宋建立后，为了杜绝以往藩镇割据下武夫悍将危及皇权的突出问题，最高统治者在采取收兵权措施的同时，也不断从各方面提高文臣的地位，以压制武将群体。于是，宋初统治集团在其治国思想中日渐萌发“崇文抑武”的意识。到宋真宗朝澶渊之盟以后，随着士大夫群体在统治集团中地位的持续上升，又开始在军事体系之内推行“以文驭武”的方针和措施。即：一方面在中央军事决策机构的枢密院中逐渐确立了文臣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地方统军体系中尝试以文官支配武将的原则。到宋仁宗朝，特别是与西夏大规模交战后，“以文驭武”方针已得到全面贯彻，枢密院由文臣主宰自不用说，以边防前线为主体的地方统军体系中也确立了文官的最高指挥权。具体地说便是，以文臣为各地经略安抚使兼都部署，指挥和统率当地驻军，而以武将为副职，承担部将的角色。原本作为中央统军机构的三衙，既沦为以负责京师卫戍职责为主的机关，出征或镇守军事要地时也不再以三衙将帅负责统军[2]。这样以来，以往中国历史上由军事将领承担的统军职责，遂在北宋仁宗朝及其之后转而由文官负责。 北宋后期，特别是宋徽宗、钦宗二朝，已将文臣控制军事决策和军队的传统奉行到了僵化的地步。其中枢密院在自身地位下降的同时，从宋英宗治平四年开始还出现文官持续独掌枢府，武将长期被清扫出门的结局。直到靖康之际，国难当头，在“书生”难以应对空前激烈战况的情况下，宋钦宗才不得不表示要有所调整：“枢密院在祖宗时参用勋旧武臣，朝廷修整兵备，宜择得军心武人为签书、同知，庶几缓急可倚仗。”[3]一时遂起用宿将种师道进入枢密院。但事实上，种氏挂名同知枢密院事仅仅数月，不过是徒有虚名，其主要任务还是领兵打仗。 在北宋后期的各地统军体系中，文臣管辖武将和节制军队的体制已逐渐在全国推行。元丰末，司马光曾指出：“国朝以来，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之官，凡州县有兵马者，其长吏未尝不兼同管辖。盖知州即一州之将，知县即一县之将故也。”[4]这一将各地地方官皆视作本地驻军首脑的说法，虽有些夸张，但却说明当时当政者对文臣统军的认识已根深蒂固。事实上，北宋后期在内地一些尚未完备文臣统军制度的地区，也不断仿照河北、河东和陕西的做法予以推行。崇宁四年，宋廷下令实行“京畿四辅置辅郡屏卫京师，以颍昌府为南辅，襄邑县升为拱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以太中大夫以上知州，置副总管、铃辖各一员，知州为都总管，余依三路帅臣法。”大观三年，宋廷下令在东南“依三路都总管法”[5]。即：将北方实施的都总管（都部署）制度推行于东南地区。如江南东路安抚钤辖司所反映：“被旨于沿江置帅府要郡，本路帅府文臣一员，充都总管，武臣一员充副总管。今来新制江宁府知府见带一路安抚使，合与不合便以马步军都总管系衔。”[6]宣和初，宋中央还下诏对西部前线存在个别武将充任统军指挥官的情况加以纠正，所谓“诏西边武臣为经略使者改用文臣”[7]。在这种体制下，“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将“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成为僵化的定制[8]。 靖康元年九月，金军攻陷太原后，宋钦宗为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采纳臣下 的建议，在开封四周建四道都总管府，以统领军队拱卫京师。但仍沿袭旧的文臣统军的传统，“以知大名府赵野为北道都总管，知河南府王襄为西道都总管，知邓州张叔夜为南道都总管，知应天府胡直孺为东道都总管”[9]。 北宋前期，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以武官大将为统帅的情况，到宋仁宗朝便已罕见，惟有狄青南征侬智高一例。此后，到宋神宗朝南征 交趾 时又曾昙花一现。熙宁八年，交趾势力侵扰南疆，宋廷最初任命吏部员外郎、知延州赵禼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以宦官李宪为副使，领兵出征[10]。 据记载，出征前 赵禼因与李宪不和，宋神宗考虑用武将 郭逵替代 李宪。后在赵禼的主动退让下，才改以郭氏为主帅， 赵禼为副手 [11]。由此可见，即使像郭逵这样曾任 同签书枢密院事 高位的 宿将，也一度有被安排作员外郎级文官手下副帅的可能。 综观宋仁宗朝以降的史实，不难发现凡有重大军事行动，通常都以文臣为主帅，突出者如宋仁宗朝范仲淹、韩琦等人在陕西前线指挥的对夏战争，宋神宗朝王韶在西北的开边活动等等。到北宋末年的几次重大用兵活动中，虽然权宦童贯往往扮演主角，但文臣同样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如在宣和时期的“燕云之役”中，童贯以 河北、河东 宣抚使的身份为主帅，蔡京之子蔡攸虽为副帅，不过宋徽宗却赋予其 监军的大权，所谓：“卿朕所倚毗无出其右者，所以辍卿为副，实监军尔。”[12]当获得辽燕京城后，宋廷又以文官王安中 出任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镇守燕山府要地。以后，王安中再任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继续出任河北重镇帅臣[13]。 宋钦宗即位后，面对金军第一次南下的紧张形势，乃设亲征行营司，任命尚书右丞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以武将、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为副使，以指挥所有力量守开封城。此后，李纲再任京城四壁守御使，继续主持防务。 到金军第二次围攻开封前夕，面对即将爆发的激烈守卫战，宋廷对京师兵力进行了组织和分配，委任文臣为城垣四壁提举官，以分别负责一面的城防要务。其中东壁提举官为孙觌，西壁提举官为安扶，南壁提举官为李擢，北壁提举官为邵溥，“每壁三万人，差部将、小使臣等七百员”。再以大臣孙傅为都提举，殿帅王宗濋为都统制[14]。可见北宋至灭亡之际，在紧急的战时状态下，也没有改变僵化的文臣统军体制。 二 北宋后期宦官在战时统军体制中地位的骤增 北宋前期，宦官常常奉皇帝之命参与军事活动，但除宋太宗朝 大宦官王继恩曾出任剑南两川招安使，为当时镇压李顺起义的军事行动主帅外，其余则大都扮演耳目、监军的角色，如出任走马承受公事、地方兵马钤辖及都督之类职务[15]。总的说来在宋神宗朝以前，宦官尚未在统军体系中占有显著的位置。 在北宋后期，即宋神宗以后，如前所述文官已掌管了各地的统军之权。但在实际用兵之时，宦官又往往受皇帝之命，直接参与指挥和统军，遂形成战时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的体制。北宋末，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 宋神宗时期，用宦官配合文臣统军作战的情况开始突出。如在熙河之役期间以文臣王韶为主帅，不过宦官 李宪作为天子亲信，也以熙河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指挥和统军。当时，宰相王安石即认为李宪权力过大，对此提出异议：“则李宪又同三军之政，如此任将，恐难责成功。”[16]但宋神宗仍坚持以亲信内侍牵制主帅的做法。故《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李宪传》称：“王韶上书请复河湟，命宪往视师，与韶进收河州。”在熙宁七年解河州之围的战役中，李宪便张天子黄旗以示将士，曰：“此旗，天子所赐也，视此以战，帝实临之。” 宋廷准备征讨交阯时，如前所述宋神宗曾任命文臣为主帅，以李宪为副帅。在遭到各方面反对后，又命李氏“乘驿计议秦凤、熙河边事，诸将皆听节度”。此前，西师主帅王韶已内迁枢密副使，李宪遂事实上接替了其职[17]。元丰中，北宋五路出师讨西夏，李宪又是领熙河、秦凤路军马的统帅。当李宪出军后，宋神宗再下诏：“泾原路总管刘昌祚、副总管姚麟见统兵出界，如前路相去不远，即与李宪兵会合，结为一大阵，听李宪节制。”[18]终元丰时期，李宪长期主持熙河及秦凤边事。如宋人所云：“元丰时有李宪者，则已节制陕右诸将。”[19] 宋神宗朝的宦官王中正也长期在西北统军。特别是在元丰四年对夏用兵时，鄜延路军马行动由经略安抚使沈括与经略安抚副使、武将种谔措置，王中正出任同签书泾原路经略总管司公事。由于沈括并不直接领兵出征，故王中正事实上掌管了本路统军大权。当年八月，又诏“麟府路并鄜延、环庆、泾原兵马出界后，并听王忠正（当为王中正之误）节制。”[20]可见王氏一时还管辖了三路大军。 宋哲宗朝，宦官在统兵方面受到较大的压制，而维持文臣指挥和统军的体制。但到宋徽宗及钦宗时代，在用兵之际，宦官参与统军的情况极为突出，遂形成文臣与内侍共同驾驭武将的局面。 在宋徽宗统治时期，以权宦童贯为首的宦官在军事系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童贯因得到宋徽宗的高度宠信，不仅长期主掌西北用兵大权，以后更入主枢密院，并以统帅的身份指挥了宋徽宗朝最大的两次军事行动，即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和北上收复燕云的闹剧，一时成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如：在镇压方腊起义过程中，童贯统帅了十五万大军，不仅刘延庆、王禀、杨惟忠及辛兴宗等诸将皆为其驱使，而且用兵地区统兵官也皆受其节制，宋徽宗还特别授予其“不得已，可径作御笔行下”的特权[21]。在第一次燕云之役中，童贯以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的头衔，“勒兵十万巡边”，种师道、刘延庆、王禀等诸将皆奉命行动[22]。难怪连蔡京之子都承认：童贯“遂浸领枢筦，擅武柄，主庙算”[23]。童贯在领兵北上时，宋徽宗也清楚“童贯宣抚北道，独帅重兵。其统领将佐及四路守臣、监司，并其门人故旧”的情况[24]。 在北宋末，除童贯外，染指统军及指挥军队的宦官不乏其人，显著者还有谭稹、梁方平等人。当方腊起义之初，谭稹首先奉命统军出征。以后，童贯出任江淮荆浙宣抚使，谭稹改任两浙制置使，两人遂共同带兵南下，“朝廷遣领枢密院事童贯、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制置江、浙。”[25]宣和五年，童贯致仕后，谭稹出任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继童贯之后成为主持北方前线防务的主帅。谭氏在任内曾招募当地数万汉人为义胜军[26]。宦官梁方平也在北宋末充当了统军将帅。宣和六年，“河北、山东盗起，命内侍梁方平讨之”[27]。当金军第一次大举南下之际，宋廷“遣步军指挥使何灌将兵二万扼河津，内侍、节度梁方平将兵七千骑守浚州，断绝桥梁，据守要害”[28]。还有记载称：“金师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阳。”[29]可见梁氏当时握兵之重。 在靖康 开封保卫战期间，虽无童贯、谭稹及梁方平之流宦官大帅，但宦官统兵的现象仍未消除，如当时朝臣所反映：“比闻防城所仍用奄人提举，授以兵柄。”[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