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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在这里陨落:使宋朝灭亡的厓山之战(3)


    当时的蒙古人对自己的兽行又做何感想呢?也许大元太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一番话最具代表性:“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原来如此,杀戮、抢夺、奸淫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世界上所有抵抗他们侵略的,干涉他们行乐的,都是拒绝统一,拒绝融合的历史罪人,理应被灭,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不愿意被他们掠夺、不愿意被他们奴役的人民也都是他们的敌人,活该被杀,这就是强盗的逻辑!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蒙古当权者的处事方式发生转变。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元世祖忽必烈,由于他长期经营汉地,受汉文明影响较深,曾先后招揽了赵璧、僧子聪(即刘禀忠)、张文谦、元好问、窦默、姚枢、许衡等一大批贤人儒士,为其出谋划策。在争夺汗位以及建元称帝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忽必烈虽然不会汉语,也不识汉字,但多年与汉族士人接触,耳濡目染,使他对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充满敬畏。他深知文质彬彬的汉文明中蕴藏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血性;外表温文尔雅的汉人骨子里却透着不甘屈服、不甘压迫,宁为玉碎不做瓦全的刚毅。单凭武力很难征服偌大的中国,更不可能摧折汉人的意志,只有推行儒家思想,在文化层面与汉人取得一致,才可能达到统治汉人的目的。于是他开始大量任用汉官汉将、修建孔庙、兴学办校、减轻赋税,推行了很多休养生息的善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改善了诸色人等的生存境遇。公元1274年6月,忽必烈认为时机已然成熟,以贾似道扣留元使为借口,大举伐宋。誓师之际,忽必烈宣布“将士勿得妄加杀掠。”7月,伯颜等陛辞,忽必烈对他说:“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你要体会朕意,效法曹彬。”他要充分利用儒家大旗,以仁者之师、吊民伐罪的姿态南下。
    不管出于何种用心,忽必烈止杀抚民的号令达到了预期目的,许多南宋兵将由于不满朝廷奸佞当国,残害忠良、赏罚不明,纷纷投诚,甚至反戈一击。于是,蒙古大军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击溃了贾似道的大军,摧枯拉朽般攻城破寨,顺利占据了南宋的都城临安。连续的大胜,使军队变得娇纵,蒙古人骨子里残暴贪恋的本性逐渐显露,破坏城市,焚烧建筑,杀人放火,抢劫平民,奸淫妇女,屡禁不止。暴行不断生机,人民流离失所,许多原本富庶繁华的城镇,空余断垣残壁。而其中最令人发指的还是元江南释放总统嘉木扬喇勒智,他纵容部下挖掘南宋历代皇陵,掠尽珍宝,其后竟将诸帝骸骨,杂置于牛马枯骼中,弃于荒郊,并拆毁宫殿修成“镇南”塔,史称“杭人悲感,不忍仰视”。
    此时的蒙古朝廷以为南方战势已成定局,为笼络立功的将士,宣布解除军中的禁酒令,默许将士将战争中获取的财宝妇女占为己有。同时,以立法的形式公然将各民族按照族别和地区划为四个等级。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北方的乣汉,包括契丹、女真)为第三等,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江南人民)为第四等。不同等级的民族享有不同的待遇,权利和义务都极不平等。为了保证蒙古贵族的优越地位,防止民族被同化。忽必烈制定推行蒙古文字,使蒙古族拥有多种特权,同时,他还重用色目佞臣阿合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弄得民情鼎沸,怨声载道。
    从此,南下的元军再也不提什么吊民伐罪,有的只是占领、掠夺和屠杀,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纵火、屠城、虐杀、奸淫……不愿做奴隶的就只有死路一条。南宋虽然组成了新的朝廷,但各支反抗力量被蒙军隔散,各自为战,在战略上处于绝对被动的状态。面对凶残暴虐的敌人,层出不穷的叛徒,无援缺粮的窘境,生存还是死亡,抵抗或是屈服,是所有宋人必须做出的抉择,生我所欲,义亦我所欲,广大爱国将领、义民烈士在血与火的考验下,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向异族侵略者屈膝投降。他们以必死的信念,与侵略者展开惨烈至极的搏杀,哪怕希望渺茫,也绝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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