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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么勾结伪齐”说质疑(1)


    郑国弼同志在《关于杨么的评价问题》一文中提出:南宋农民起义领袖杨么是个勾结伪齐,“有亏民族大节的人”(载《文史哲》1984年第5期)。 他在列举了11条史料之后,斩钉截铁地断言:“杨么通敌问题,事实确凿,铁证如山。”“杨么勾结汉奸,绝不是孤证。它既见于正式史籍,又见于当时不少私人著述;既见于地方政府的情报,又见于前线指挥官的报告;既见于两国使臣的谈话记录,又见于鼎澧居民的追述。证据相当充分,白纸黑字,无法否认。”且不说历来公私记载也常常存在错误,需要具体分析,仅就郑国弼同志所列举的11条史料逐条加以考察,所谓杨么勾结伪齐的证据并不充分。
    郑国弼同志所引11条史料,大部分来自辗转抄引或传说,小部分虽非来自抄传,但证据也并不确凿,其中具体记载杨么勾结伪齐的最核心的原始资料只有一条,这就是绍兴四年(1134年)四月四日南宋政府递交给岳飞的《再据刘愿申杨么贼徒结连作过省扎》⑴。现将其有关内容摘录于下:
    权知岳州刘愿申:“契勘荆湖制置使王四厢(王@⑴),复提大军前去鼎州,措置招捕杨么贼徒。二月二十四日到州,收到被虏军兵王忠等二名,自贼寨脱身出来,寻行取问责,据逐人供:各是水军统制吴全部下人,内王忠是使臣,袁海是效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随吴全乘海船入湖讨捕杨贼,到地名青江口上,逢贼人大车船,本军船小,当被围了,势力不加,遭贼擒杀吴全一行兵将,王忠等各被捉缚回寨,得贼首杨么、黄诚存留在寨使唤。王忠等逐日见杨么、黄诚等评议下项机密事件。……
    一、去年十二月三日,见伪齐下李成发使臣称是康武翼来下文字,要与贼商议通和,令贼首杨么、黄诚、(黄)寿等打造大车船,准备来年七月间,前来鄂州、汉阳、蕲、黄州,已来迎接李成相公一行人马,已备下甲军二十万,就你们大船济渡,许留甲军三万与杨么、黄寿等,相添装压车船。令贼船取水路下江,李成取陆路经由江西,前来两浙会合,要赴行在作过。候了日,许杨么等荆湖两路,与钟相男伪太子建国通和。当时杨么、黄寿等允许供依,应公文交付康武翼,于当月七日,发遣回去。
    一、诸贼寨已有木小车船共二十九只,及创行打造大车船一十五只,每只各长一百步,底阔三丈,高三丈五尺,极厚七寸。各要四月半先造成底,推入水,候五月尽船就,令人兵六月间火急收刈早稻,七月间起发,先取岳州,作老小硬寨。将旧车船,排泊城下,要抵拦潭、鼎州人马,命将新车船一十五只,前去攻取鄂州、汉阳、蕲、黄州,已来迎接李大军马到来济渡,分水陆路前去浙中会合。
    一、贼寨逐时行移文字,只作甲寅年,并不用绍兴年号。今年七月间,定是会合伪齐,攻打沿江州县。”
    右勘会近据刘洪道申到前项事理,已奉圣旨,扎与岳飞去讫,今再扎送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岳承宣准此。绍兴四年四月四日。这条史料所载刘愿的情报是不可靠的,它本身存在许多疑点:
    一、刘愿的情报来自王忠、袁海。此二人原是宋军官兵,在绍兴三年(1133年)十一月十三日,因战败被起义军捉缚回寨⑵。伪齐使者康武翼于十二月三日来杨么寨中谈判。王忠等作为战俘,在起义军中待了短短20天,就能自由听取杨么与伪齐使者的机密谈判,并获知全部内容,这就很难令人置信。据原起义军杨钦水寨下的唐教书透露,杨么平日防备极严,“杨么寨内大段紧密,水泄不通。日逐离寨二十里,陆路使人巡逻,遇夜伏路,水路日夜使船巡绰。寨门外令群刀手把定,使大虫豹子,也则入去不得。”⑶王忠等即使有可能风闻康武翼前来谈判的消息,但绝不可能确切知道谈判的全部详细内容。
    二、据王忠报告,康武翼在要求连结杨么时,提出种种条件,却未见杨么的具体回答,只有空洞的一句话:“当时杨么、黄寿等允许供依,应公文交付康武翼”。可见王忠等并不知道杨么的真实态度。也许他听说杨么已回文发遣康武翼等回去,就以为杨么答应了伪齐的全部要求。于此可见,王忠的报告,其真实性大可怀疑。
    三、绍兴四年五月,岳飞奉命进攻伪齐李成,并先后收复郢州、襄阳、随州;七月,收复邓州、唐州;八月,又收复信阳军。如果杨么已与伪齐结成军事联盟,为什么未见他出兵援助伪齐。郑国弼同志说:杨么“同金、齐结成联盟,共同制定了在一一三四年秋联合南下灭宋的作战计划。为了配合金、齐作战,杨么按照金、齐约定的时间,于七月率军出发,八、九月攻打枝江和公安,由于当时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杨么的作战计划没有达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岳飞早在八月中旬以前已经收复了襄阳等六州郡,起义军八、九月去攻打枝江县和公安军,怎能说是配合伪齐作战。
    四、绍兴四年十一月,起义军首领周伦派人送给知岳州程千秋的文书中说:“近有伪齐下襄阳府李成太尉,差人自安、复州取水路来故县滩水寨,送锦物□文书,言欲水寨诸首领各备人船战士,kè@⑵日会合,水陆并进取。”周伦说“不晓得会合事节”,拒绝与李成连结,打发了来使回去。一个多月后,李成又差35人来,“再三相约诸寨首领kè@⑵日会合”⑷周伦将来使尽行杀死,沉尸入江。倘若绍兴三年十二月杨么已与伪齐使者康武翼签订军事盟约,那么,作为据岳州附近水寨起义军首领的周伦,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军事密约,李成也不必再三派人来求起义军配合。如果说是周伦等人背盟,而我们也未见伪齐使者指责起义军失信,也未见杨么指责周伦抗命。
    五、据王忠报告,伪齐令杨么等打造大车船,说在伪齐20万军队渡过长江后,“许留甲军三万与杨么、黄寿等,相添装压车船”。同时,王忠又说,起义军诸寨准备新打造的大车船只有一十五只。关于起义军车船的装载量,《杨么事迹》中曾有记载:起义军“渐增广车数,至二十至二十三车船,大船能载战士二三百人”⑸。又《中兴小纪》引李龟年记《杨么本末》说:“车船者,置人于前后踏车,进退皆可,其名大德山、小德山、望三州及混江龙之类,皆两重或三重,载千余人。”⑹我们知道,南宋的大海舶每只也只能装载五六百人。如果我们以每只大车船能装载1000人计,那么,杨么新打15只大车船,怎装得下前去攻取鄂州、汉阳、蕲、黄州的起义军水军以及新添装的3万伪齐甲军。岳珂在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 看到了这个矛盾,所以他就将“一十五只”车船改为“欲分车船五十艘”,这样就可装载5万人,且能说得通了。但岳珂为了表明自己所引用史料的权威性, 特地注明这条史料系“据绍兴四年四月四日权知岳州刘愿申宜事状”。这样,弄巧成拙,反而露了马脚,使人不得不怀疑情报是王忠等人编造,且编得不够圆满。
    六、绍兴四年二月,即王忠等从起义军中逃回岳州时,还有“岳州进士王朝倚在贼寨脱归,自言知贼虚实,诏赴都堂审问。”⑺可是,王朝倚并没有说起杨么勾结伪齐之事,且在他赴都堂被审问之后,南宋政府不仅没有惊慌失措,而是下令招安起义军。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杨么并无勾结金、齐联合灭宋的野心,完全可以通过利诱实现招安。二月初,知枢密院事张浚到潭州,在了解到杨么起义军的情况后,也主张采取招安政策,他说:“村民无知,劫于官吏之扰,偷安江湖,非剽掠无以为生,其拒王师,实惧大戮,势不得已以缓死尔,臣谓宜廓信义以招之。”宋高宗听罢此言也说:“皆朕赤子,何事于杀?”⑻事实也证明,钟相、杨么因反抗金、齐、南宋的压迫而起义,只是为了保境安民、即使在兵力最强盛之时,也始终未向洞庭湖地区以外发展。至绍兴五年(1135年)二月,岳飞奉朝廷之命前去镇压杨么起义军时,张浚仍关照岳飞应以招安为主。当岳飞镇压了杨么起义军之后,也说:杨么之徒“只是苟全性命,聚众逃生”⑼可见,岳飞起初曾相信杨么勾结伪齐联合灭宋的情报,这时他实际上已经并不十分相信了,更无指斥杨么叛卖民族利益之辞。至于杨么本人不肯受招安,这说明他比周伦等人具有更高的觉悟和更强烈的反抗性,决不能以勾结伪齐来解释。
    七、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包围北宋首都汴京时,钟相深明民族大义,曾派其子钟子昂率领民兵300前去勤王。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 钟相等因不堪忍受南侵金兵以及南宋溃兵孔彦舟部的杀掠,被迫起义。不久,钟相被孔彦舟所俘,因遭杀害。绍兴二年(1132年)孔彦舟投降了金人的傀儡伪齐皇帝刘豫。杨么继钟相之志,成为起义军领袖。他对伪齐及孔彦舟之流深恶痛绝,率领诸水寨起义群众,“扬言与钟老爷(钟相)报chóu@⑶”⑽。后来杨么兵败,被岳飞俘获,临死前“尤叫数声老爷(指钟相)”⑾,表示对钟相的忠诚,誓死不降。由此,我认为,假如说杨么背叛钟相,勾结金人和伪齐,这与他一贯的政治立场和实际表现不符。
    八、绍兴四年秋,金兵连结伪齐大举南侵,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如果杨么勾结了伪齐,那么南宋政府声讨杨么时,势必要在舆论上大张挞伐,指斥杨么的汉奸行为。可是,我们在各种史籍中,不仅没有看到这种指责,相反,却看到很多南宋当局关于杨么起义军并无大志,只是为了苟逃性命被迫聚兵的记载。
    九、王忠还报告说:“贼寨逐时移行文字,只作甲寅年,并不用绍兴年号。”甲寅年即绍兴四年。我们知道,钟相在建炎四年二月起义时,即自称楚王,改年号为“天载”,早已不用“绍兴”年号。钟相死后,杨么继续领导起义军,并于绍兴三年四月“号称大圣天王,旗帜亦书此,且用以纪年”⑿。可见,王忠并不了解起义军的情况。为此,我们对他所提供的情报的可靠性和确切性,也就不能不产生怀疑。■俞兆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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