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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的民族对抗:北宋和辽国的战争(3)

太宗既得太原,为了消灭太原的“王气”而迁其民,焚其城,改为平晋县,而以榆次县为并州治所。
    至此,历经四次、历时数月的平北汉之战终于结束。
    宋开国后,首先讨平二叛,杯酒释兵权,稳定了内部,之后便发动统一战争,以先南后北的顺序,依次平定南方诸政权。按照当时宋朝的国情和与辽的实力对比,先南后北是比较稳妥的。对北汉战略上采取守势,战术上采取攻势,时常骚扰其边境,焚其寨,迁其民,空其地,这些都是很成功的积极防御,既使北汉坐卧不宁,也为日后北伐奠定了基础。而宋太祖前两次伐北汉都是因为有机可乘而临时改变既定战略,有投机取巧的意思。随机应变,把握时机,这本无可厚非,宋太祖也并非头脑发热之人,只不过考虑有欠周全。伐北汉势必要考虑到辽援,太原恃有辽援而坚守,也就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而希图速战速决是不切实际的。第一次伐北汉,宋太祖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太原的坚守之志,二是没有充分做好对辽作战的准备,故而无功;第二次伐北汉,宋太祖吸取教训,对阻击辽援做了部署,并且获胜,虽规模不大,也极大挫动了北汉的守志和契丹的锐气;然而太原城坚,即使用水灌城依然不破,也使宋军锐气大减,此时辽援再至,已不可再战,宋太祖及时撤退,虽然略显狼狈,也是明智的。这之后,宋辽实已开衅,契丹开始了频繁扰边。宋以南方未下,不便两面作战,而主动与辽媾和,而契丹似乎也领略到了当时宋军的强大,接受和约。而第三次伐北汉由于太祖崩而夭折,仍然未能达到目的。
    宋太宗在完全统一南方之后,也将矛头指向北汉。宋太宗的战前准备也是比较充分的,对阻击辽援也做了充分部署。然而太原的坚城又一次让宋军感到无可奈何,不过白马岭阻击辽援一战却着实打出了军威。大将郭进在太祖时期就被赏识,一次太祖为郭进修住宅,有人劝谏说这种住宅的规格只有皇亲国戚才能用,而太祖却说:“朕视郭进岂减儿女耶?”郭进为西山巡检,任务是防御和骚扰北汉,做得也很称职。尤其是法令严明,宋太祖每次遣京中禁军戍西山隶郭进帐下时都要告诫他们:“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宋太祖时期,对边将还都是许以便宜行事的,并不似太宗以后还要遵照“阵图”来用兵,故而太祖时期的边将都很受优待和礼遇。田钦祚也应该说是不错的将领,“三千打六万”固然是浮夸了些,但可看出其人还是敢打硬仗的,只不过人品操守上毛病太多。白马岭一战郭进凭借勇武,击其半渡,大败契丹军,斩敌大将数员,若不是田钦祚按兵不动,估计还会扩大战果。这一战颇收顷刻之效,使得契丹在短时间内竟无力再发援兵,也在客观上促动了太原的主动纳降。所以笔者认为,宋太宗伐北汉不是胜在太原,而是胜在白马岭。若不是马峰哭谏,太原很可能再坚持数月,以待宋军师老自退或第二批辽援继至。
    本来辽援已退,北汉已平,这场战役完全可以画上完美的句号的。宋太宗千不该万不该,在与辽作战的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画蛇添足地乘胜北征,从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二):高梁河之战
    二、高梁河之战
    战前谋议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汉刘继元已降,宋太宗还师至镇州即转兵北上,欲以新胜之师收复幽蓟。但是破太原尚未赏三军,诸军兵将多不愿行,只是无人敢说。只有殿前都虞侯崔翰赞成乘胜北征,“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赵光义听此言遂了他的意,很高兴,当即下令枢密使曹彬调发各地屯兵。当时宋军诸将,大多数比赵光义冷静得多,他们以大军云集,粮储不及为请。赵光义却兵来将挡,下诏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限期转运至镇州北面行营以备供应。当时扈从六军,有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集结的,赵光义大怒,要按军法处置,被臣下谏阻。
    而当时的辽对燕地的防守其实早有部署。三月,韩侼、耶律善布、耶律沙等救援北汉时,已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又译“希达”)、乙室(伊实)王撒合(萨哈)等,率兵戍守燕地,说明其早已考虑到宋军可能的进攻了。辽在幽州经常屯驻的汉兵,有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军,共约一万八千余骑;又有其所属将帅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当值舍利一千九百五十。若契丹大举南侵,则一般调集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诸路兵,兵力可达二十余万。
    2、围攻幽州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