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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王朝的财政危机:立国之后就无法排除的隐患(4)

7000以上 
    8000-8200
    8000以上
    嘉泰-开禧年间
    淳佑年间
    1201-1207
    1241-1252
    8000
    10650
    12000以上
    除此之外,《系年要录》中记载的南宋初正税总额与绍兴三十一年的钱币收入形成鲜明对比:“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之正赋也。”“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和置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短短三十多年,南宋政府就使其收入增加三十多倍,可见当时对财赋的需求之迫切和赋敛之残酷。如果把如此之高的赋税政策仅仅当作短期内的应急之用,并且在金朝的军事威胁缓解或局势缓和时尽行废除的话,并不会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南宋历史上这样的机会并非完全没有,但这些苛捐杂税还是被固定下来,成为了农民的长期负担。不但农民被搜刮一空,激起民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产关系的倒退,农民地位的下降也阻碍了农业的再生产。甚至在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潼川府等人稠地狭、经济发达但也搜刮甚重的地区,农民迫于生计不易,竟出现“生子不举”的现象。到了更加黑暗的南宋后期,地方官“及正官交割后,其用益窘,有请于朝,久无画降,其人至投缳自杀,以求得免。”赋敛是南宋政府的要务,地方财政专运至中央后,地方赤字之巨、百姓之贫困竟达到如此程度:官吏甚至有敛财不足而自杀者,这绝非为民请命,而实在是无可搜刮。中央搜刮地方,地方搜刮百姓之彻底性由此可见一斑。南宋财政很大程度上毁在其竭泽而渔的搜刮政策。
    南宋高宗朝末年的岁入达一亿贯,孝宗时尽管财政开始由盛转衰,其岁入仍达六千五百万贯,都高于北宋的最高值--神宗时的六千万贯。南宋的版图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可它的财政收入竟有如此之巨。论其中缘由,既有北方人口的大量南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苏,也有南宋的赋敛上做出的努力,还有个原因是南宋货币的相对贬值。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一些史料可以说明:宋末吴咏言:“一斗之米,向者百钱,今九倍其值矣;一遢之绢,今五倍其价矣。”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尽管单从数额上看十分巨大,但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其实际经济实力能否超过北宋还值得商榷。南宋横征暴敛的结果仅使其有招架之力,勉强与北朝划江而治,南宋无力收复中原的原因中,经济实力的不足也应占重要地位。
    理财措施对根本问题的回避反而致使财政问题愈演愈烈。“咸淳三年,京师籴贵,勒平江、嘉兴上户运米入京,鞭笞囚系,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在灭亡前夕,财政危机使征自农民的赋税以远不能满足南宋政府的需求,不得已开始将赋敛的范围扩大至富户和官僚,这是其赋敛政策彻底失败的表现,也是赋敛政策继续发展的必然。等到实行公田制,贱买官僚地主的土地,一举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北宋实行的优待士大夫的政府,即开创了一个比较文明的政治环境,但也纵容了不少士大夫骄横跋扈、为非作歹,南宋吏治的败坏,使它的负面性逐渐占据主流。大部分南宋末年的官吏都变得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缺乏责任感。官员们被剥夺掉财产,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也导致其中一部分人的离心离德。元军灭宋时各路府军望风而下,不少官员屈膝投降。
    所以,南宋时期财政危机的源头还是其处在长期战乱中的不利环境,北宋积累下的危机最后在南宋进行了总爆发。南宋政府错误的理财措施又压制了经济的发展,以加重赋税为核 心的政策只能应一时之需,从长远看是必定失败的。任何朝代,如果仅依靠赋敛来解决财政危机,莫不是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加速灭亡的到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