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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最后的五十年:将世界从蒙古铁蹄下解救(2)

端平入洛
    金朝灭亡了,孟珙率军队载着金哀宗的遗骨和诸多战利品回到临安。南宋上下欣喜若狂,朝中更是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四川盆地中南宋抗击蒙古的古堡
    由于宋蒙联手灭金时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蒙古军北撤后河南成了无人占领区。此时赵范、赵葵兄弟提出了“踞关守河”的建议,即趁机收复包括三京在内的中原故土,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这一建议得到了刚代替史弥远出任相位的郑清之支持。但以主持灭金之战的兵部尚书史嵩之为首,包括参知政事乔行简、刚得理宗重用的真德秀、枢密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均持持反对意见。反对派认为:首先,河南在金朝和蒙古的交战中遭到巨大破坏,一旦军队进入无法从当地得到补给,自己运粮费时费力得不偿失。其次,南宋军队战斗力有限,不具备在漫长的黄河防线上展开防御的能力。第三,蒙古人很可能以此为借口正式向南宋宣战。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有道理的,拿下河南之地不是问题,如何防守才是关键所在。但第三条理由占不住脚,因为蒙古军想要南下总能找到借口。尽管反对派颇有道理,但从理宗在灭金后的四个月内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谒祖宗“八陵”的举动来看,他早有夺回祖宗基业的意思,因此在理宗的主导下收复三京的计划最终拍板。
    应该说收复三京的计划在战略上是可取的,趁蒙古灭金后北撤的机会增加纵深领土加大防御纵深,为即将到来的宋蒙之战做积极的准备,收复的河南土地只要能延缓蒙古南下的步伐,为南宋强化秦岭到淮河一线的的防御争取时间就已经达到效果了。值得说明的是,无论赞成收复三京计划的大臣还是反对派都不是完全出自为国家整体战略考虑的目的,其中搀杂了太多的个人利益的成分。这就为以后南宋军队在收复三京行动中互不协调、各自为战,而损失惨重埋下了伏笔。
    端平元年六月,尽管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拒不发兵配合,收复三京的计划仍然开始实施了。时任庐州知州的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在六月收复南京归德府(商丘),七月上旬进入汴梁。半月后,赵葵率兵五万由泗州抵达汴梁与全子才会合。这两支部队一路上收复的都是空废之城,所以进军如此的迅速。赵葵在到达汴梁后便责问全子才为何不向洛阳进军而在此滞留半个月贻误战机,得到的回答竟是“粮饷未集,无法进兵。”原来,京湖方面在史嵩之的暗中支持下迟迟不供应粮饷。尽管宋军面临缺乏补给的窘境,但赵葵还是命令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先行,杨谊率一万五千人为接应,开赴洛阳。两军各带了五天的口粮就匆匆上路了。
    七月末,当徐敏子进入洛阳后才发现,偌大一个洛阳城仅剩下三百余户。就在南宋完成收复三京的壮举第二天,负责接应的杨谊就在洛阳城东遭蒙古军的伏击,杨谊部几乎全军覆没。蒙古军趁势进攻洛阳,宋蒙两军在洛阳城下混战一场,谁也没能占得便宜。八月初,洛阳城内宋军在断粮四日的情况下被迫撤军。蒙古军趁机追击,宋军损伤十之八九。
    赵葵与全子才在汴梁本就粮饷不济,在得知入洛部队惨败的消息后,也被迫撤出汴梁。蒙古军又掘开黄河水淹宋军,宋军狼狈败退。理宗轰轰烈烈的收复三京计划就这样闹剧般的收场了。历史上称宋军的这次行动为“端平入洛”,“端平入洛”之后宋蒙之间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就在宋军收复三京计划实施的同时,灭亡了建国以来最大敌人的蒙古在答兰答巴思(鄂尔浑河上游)召开了规模巨大的诸王大会。大会的目的是为蒙古重新制定战略目标,因此极其重要。窝阔台甚至颁发条令:“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在大会上窝阔台对木华黎的孙子塔思说“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回答道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被说中了心思的窝阔台大喜当即下令塔思随王子阔出南征。此次大会召开的时间也是端平元年七月,蒙古方面还不知道南宋军队北上的消息。尽管在蒙古军南下前夕窝阔台派使者指责南宋背盟,但“端平入洛”并不是蒙古南侵的真正原因,无论南宋军队是否北进,宋蒙在端平年间开战都是不可避免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