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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不足的变法:北宋改革在朝堂之争中全面失败(1)


    
    
    不改革是不行了 
    趴在历史的门缝边缘,看一个王朝的花开花谢盛极而衰,最明白的看法是从它的开场看起。其实,北宋这个王朝的开场是非同寻常的。
    就像京剧舞台上的亮相,赵匡胤一上来走的就不是常规的路子。他半推半就地让那件黄袍披在自己身上,咿咿呀呀开唱一段霸王戏,一个王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张了。
    好在赵匡胤的全局控制能力比较强。他带着赵式的非典型性思维,带着陈桥那些有功之臣的理解与不理解,急中生智地演绎了杯酒释兵权,强行"排除"了一个帝国臆想中的危机。这样精彩的桥段,看客是不得不齐声叫好的。
    当然看客始终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真实的危机依旧存在。西夏、契丹还有南方的那些小国,在随后的五十多年里,它们一直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挂在北宋的头部、腰间以及其他敏感部位,令这个王朝到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是这些,演员赵匡胤都已经无暇顾及了。作为一个开场的头角,赵匡胤可以说不落俗套地完成了他的表演。至于他的子子孙孙们能不能将戏接着演下去,并且演好它,这要看他们的演技如何,他赵匡胤是不想管也管不着了。
    没想到接下来出场的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以及他的皇子皇孙们。他们依次出场,开始了中规中矩的表演。但是他们的表演大多乏善可陈,看得看客们昏昏欲睡,直到1067年,19岁的宋神宗坐到了这个位置上。
    宋神宗时代的北宋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但是19岁的宋神宗却想有所作为。
    因为19岁是激情洋溢的年龄。
    年轻的宋神宗充满豪气地问年长的宰相富弼:国家怎样才能富强?边患何时可以尽除?富弼却向他叹气:皇上刚刚即位,应该布德行惠,这个国家20年之内最好不要打仗,我们打不赢也打不起啊。
    因为国家军队里到处都是"注水兵",所以打不赢。"注水兵"说起来由来已久,北宋一向执行"荒年募兵"政策-荒年时饥民激增,为了不让这些饥民造反,政府决定花钱买平安,把他们都收编入军队,但他们光吃粮不打仗,便形成了"注水兵"。神宗时的国家军队多达150万人,却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稍有战斗力的都被派出去布防西夏、契丹还有南方那些小国的进攻了,剩下的就只能靠国家养着。打不起是因为国库里没钱了。国库里的钱主要有两大用途,一是养兵,二是养官。北宋的官员队伍比较庞大,真宗时有一万多人,到仁宗时就达两万五千人,最后到神宗这儿就突破三万人了。虽然政府几次喊着要精简干部队伍,可每次精简过后,人数不减反增。庞大的官员队伍使北宋的财政负担不堪其累,再加上特权阶层合理避税,国库要不空虚那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走到了一个拐点上,不改革是不行了。
    但是改革就能救国吗?北宋的改革说起来也不是自神宗始,若干年前就有范仲淹改革了。但范仲淹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在当时的体制内太极拳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波澜,很快地,他就收手了。仁宗时代的包拯则以三司使总领的身份厉行改革,他在调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情况之后,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的口号,目的是让大地主大权贵们如实交税。但是包拯的口号没有被落实,这个喜欢使铡刀的铁面高官痛苦地发现,很多人对他的改革举措阳奉阴违。大地主大权贵们团结起来跟他干,而仁宗总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结果包拯的改革无疾而终。
    由于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以激情始以党争终,从而成为官场生态新陈代谢的促进剂,于是北宋王朝的改革在神宗时代就成了一个人人避谈的关键词,只有神宗自己还对它充满极大的热情。
    这个时候,王安石开始声名鹊起。
    王安石是改革派的理论大师,以大谈改革为荣,以墨守成规为耻。
    最重要的,他有白眼向天的性格。一向生活在理想和逻辑世界当中,追求完美,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屑于人情世故。
    这样的性格,神宗喜欢-因为一个过于讲究人情世故的人,是不能做改革者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神宗的性格和王安石有点像,喜欢充满激情地做一件看起来很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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