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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军力孱弱的另类重要原因:缺少战马的供应(4)

宋景佑五年(1038),元昊自称皇帝,都兴庆(今银川市),建国号大夏。他即位后,推行反宋政策,此举引起北宋政府极大不满。宋仁宗“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宋史》卷186食货下8)官方边境榷场贸易基本上中断了,大大影响了北宋军马的供应。此后,西夏连年对宋举兵,边境战火重燃,宋军败多胜少。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元昊进攻王沿防区,王沿调葛怀敏等率兵抵御。宋军大败,葛怀敏等战死,余众9000余人、马600余匹为夏兵所获。(《宋史》卷289葛怀敏传)大小战事对北宋军马的消耗是十分严重的。两国交兵之时,西夏是不会把战略物资军马出售给宋军的,连民间贸易此时都会严格限制,要想从西夏补给军马供应是不可能的。自宋辽“澶渊之盟”以后,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双方在边境增设了许多榷场,边境贸易非常活跃。宋辽长期和平局面期间,官方和民间互市不绝,盛况空前。通过贸易,北宋官方从辽买回布、羊、马、橐驼等。交易的数量往往也是很大的。据熙宁三年(1070)的统计材料,北宋每年从“河北榷场买进契丹羊、马数万头。”(《宋会要辑稿》职官21)西夏的马匹来源虽然断绝了,但北宋政府却利用“澶渊之盟”以后与辽国建立的稳定和平外交关系,从辽国购得大量的马匹,补充到与西夏交战的军队中去。北宋在陕西战场上使用的战马就是从辽国购得的蒙古马。这也是北宋政府利用并存民族政权制衡因素解决军马供应的又一范例。
    前面笔者提到,在与辽作战而西夏边患相对减轻时,就大量购置西夏马(河曲马);在与西夏作战而与辽国关系缓和时,就大量购置辽国马(蒙古马)对西夏作战。那么当两国同时与宋交兵,北方马匹供应完全断绝时,北宋政府只好被迫从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买马。“熙宁七年(1074),熙河用兵,马道梗绝。乃诏知成都府蔡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宋史·兵志》卷198)公元1074年,宋辽自“澶渊之盟”以来首次发生从新划定边界的事件。辽道宗借口宋在河东路“沿边增修戌垒,起铺舍,侵入彼国蔚、应、朔三州界内,乞行毁撤,别立界至。”(《契丹国志》卷9)两国关系再度紧张,边境贸易一度中断。与此同时,西夏不断攻扰北宋边境城镇,自熙宁二年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刘沟堡,杀范愿”,以及“请以安远、塞门二砦易绥州”,不断向北宋提出无理要求。北宋政府于熙宁三年,禁止河东、陕西边民与夏人贸易。“西夏复举兵入环庆,攻大顺城、柔远砦、荔原堡、怀安镇、东谷、西谷二砦、业乐镇等地。”(《宋史》卷486夏国传下)此后,“岁赐既罢,和市亦绝”(《宋文鉴》卷55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西夏马匹供应地都对北宋政府停止供应马匹,无奈,北宋政府只好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购买“体小肌健,耐力颇强”的西蕃马。主要用作军备物资运输的优良驮畜。“熙宁六年,陕西诸蕃作梗,互相誓约,不欲与中国贸易,自是番马绝迹而不来。明年朝旨委成都路相度,募诸色人入诏,招诱西南夷和买。”(《云南买马记》杨佐撰)峨嵋进士杨佐应募出使云南招买战马。这些材料足以证明,当时北宋从西南购买战马以应付日益紧急的北方边境形势。这种小型马虽不适宜在开阔的平原作战,但由于耐力好,因此是军中必不可少的优良驮畜。这也很好的证明了北宋政府在复杂的边际形式下,利用民族关系制衡因素解决军马供应难题。
    利用并存民族关系制衡因素来保障军马供应,是北宋政府在当时复杂形式下作出的最佳选择。宋以前的各个封建王朝,有的对北方游牧区有直接的控制,根本不用考虑马匹供应来源问题;有的责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自为政,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马匹在军队中的作用并不象宋朝那么突出。
    北宋与辽、西夏交战的战场都处在视野开阔的地带(北宋与辽争夺于华北平原中,与西夏则周旋于黄土高原上),这些地方都很适合大规模的骑兵作战,而辽与西夏都属于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控制着大量的优质牧场,拥有成群的马匹。北宋则处在农耕文化中心地带,缺马一直是困扰宋朝军队的严重问题。北宋政府在内外窘迫的困境下巧妙的利用了并存民族政权制衡关系,用辽国的蒙古马与西夏军队作战,用西夏的河曲马与辽国作战,如果辽与西夏两边都不供应马匹就买西南马来应付他们。这样便不会因为那一方面马匹供应断绝而造成整个马匹供应无以为继的危险局面,这也是北宋与辽、西夏战和关系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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