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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1)

本文概述了十三世纪前半期,蒙古对南宋四川地区的入侵以及南宋四川政、军、民对入侵者长达51年的抵抗战争。文章阐述南宋末四川战争对整个南宋抵抗斗争的意义,并力图阐述目前海内外研究蒙古军事扩张历史的著述里所忽视或不够重视的余玠堡垒防御体系,以及蒙古的入侵战争导致了汉宋中华四川亚文化的毁灭。
    
    一。为使论述条理清晰,本文的正文不对事件进行验证或考证,对史实真伪或者文中所涉及的详细内容关心的读者可以参考正文后面的注释与参考文献;
    二。由于浏览器的中文软件字库的限制,文中个别沿用文献上的字可能显示不出来,或出现乱码;
    三。为帮助读者理解文中战争形势,本文共附十三幅图,因笔者作图技术欠佳,所作图质量不高,还望读者见谅。其次,由于图片大,数量多,上传速度慢,故采用把全文分成七个帖,并把相应图片附在每节文字后面的办法上载。
    (零)序
    (一)四川在南部中国政权里的军事地位
    附图1.1:蒙古入侵前,南宋全图
    附图1.2:蒙古入侵前,四川四路地图
    (二)蒙古初期的入侵
    附图2.1:宝庆三年蒙古入侵四川形势图
    附图2.2:绍定四年蒙古入侵四川形势图
    附图2.3:端平三年蒙古入侵四川形势图
    附图2.4:嘉熙三年蒙古入侵四川形势图
    (三)余玠的堡垒防御策略
    附图3.1:余玠堡垒防御形势图
    附图3.2:余玠抗击蒙古与北征形势图
    (四)钓鱼城保卫战
    附图4.1:淳熙六年蒙哥进攻南宋形势图
    附图4.2:淳熙六年蒙哥入侵四川形势图
    附图4.3:合州钓鱼城之战形势图
    附图4.4:钓鱼城遗址1
    附图4.5:钓鱼城遗址2
    (五)后期的抵抗
    附图5.1:后期蒙宋战争中四川形势图1
    附图5.2:后期蒙宋战争中四川形势图2
    (六)四川、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历史意义
    (七)蒙古侵宋战争与汉宋四川亚文化的结束
    (零)序
    当秋风吹拂着落叶的季节,你可曾漫游在乡间小道上?那远山的深绿,夹带着淡黄和绯红,缤纷之中,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夕照,正把她最后一抹灿烂,投射到附近一尊灰黑色的石柱上。
    你走近石柱,想仔细瞧瞧它是干什么用的?没办法了,上面的字迹早被千年的风雨剥蚀得了无痕迹,只有在石柱顶部,还剩得有部分残缺不全雕刻的动物形状,怪没意思的,你转身就走,可是当你回过头来不经意地看看它时,却发现那石柱,象一个历经苍桑的老人,立在暮色之中,雄浑而沉凝,呆呆地望着你,仿佛要请你稍事留步,他要告诉你什么呢?
    这就是石阙,或者叫汉阙,曾经在两汉时期散布在全国各处的乡村和城市里,记载着我们古老的崇敬,如今全国只剩下了几十座,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还苟延残喘在四川边远的田畴里,一任风雨的侵袭和人们的冷落。
    只有石阙,目睹着一幕幕兴亡陵替,在这一遍暮色里,新文明的灯火似乎才照亮西部茅舍半晦半明的窗户,有谁还知道,在这遍土地上,曾经润育过姹紫嫣红?暴虐的雷雨之后,又有谁还记得上一个季节的杜鹃啼红?
    (一)四川在南部中国政权里的军事地位
    十三世纪前期,蒙古铁骑蹂躏了半个亚洲。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汗、蒙哥汗、忽必烈汗继续用驰骋的骑兵和火炮,换来了鲜血和征服,所过之处,以秋风扫落叶的进攻使抵抗者屈服,给东西方文明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破坏。
    然而,蒙古的锋芒却受到以军事积弱著称的南宋帝国的阻挡,竟然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最后征服了南宋。与曾经称雄一时的金和顽强彪悍的西夏,以及其他被蒙古征服的亚洲和欧洲国家比起来,南宋帝国抵抗蒙古旋风的时间最长,蒙古用了22年时间灭金,用了21年时间灭西夏,其他所征服的欧亚国家都没有超过20年的抵抗(注 1),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金主曾经对大臣说:“江淮之人号称软弱,我军在进攻蔓青洼时,他们在穷途末路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投降的,可是我国的河朔州郡,一遇到蒙古军的进攻,马上就投降,这是什么原因?”(注 2)
    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南宋作为一个在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国家,它的人民面对着落后文明的野蛮侵略,对其文明社会更强烈地认可,从而迸发出对异族入侵更积极斗争的精神。
    按照李心传的记载(注 3),当北宋统一中国之初,天下钱税收入为一千六百余万缗,“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换句话说,北宋初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盛唐,至王安石熙、丰变法中,全国总钱税岁收达六千余万缗,这是北宋钱税收入的最高数值,却几乎只有经济开发面积仅为北宋二分之一的南宋钱税收入的一半(注 3),由此可见南宋经济繁荣的一斑。
    两宋经济的繁荣表现在农业和新技术的出现上,在农业方面,由于两税法的实施(注 4),农民可以用钱来代替以前按粮来上缴赋税,这就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多种经济与商业的繁荣。同时,由于从越南引种了早熟、高产水稻,更多的收成养活了更多的人,结果在北宋末期,人口总数第一次突破一亿大关,出现了特大城市,如北宋的开封有户25万,按最低每户5人的比率计算,达125万人,南宋的临安有户39万,人口达195万人,长江流域里还出现了其他超过百万人的大城市,如成都、苏州等城市(参见第七节注10的#3),而同期的伦敦有户2万,罗马有户3万5千,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当时与之前的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象两宋那么多的具有巨量人口的城市。(注 5)
    两宋的对外贸易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广州、泉州一类港口城市,世界性的海上贸易给两宋带来了空前的财富,据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两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商人几乎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注 5)
    由于商业的繁荣,城市化加速,使得两宋的城市开始逐渐脱离了汉唐时期仅仅是政治中心或军事营地的地位,变成了一座座烦嚣的商业城市。政府给予城市居民更多的福利,使得城市出现了雏形的市民集社集会活动。同时,由于印刷工业的繁荣,闲暇时间的增多,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人数(参第七节,两宋书院与登科数目同前后朝代的比较)的增加,使得宋代市民生活更加文雅和舒适(注 6)。在这个时代,普通人民比前代更加认识到自主性。当北宋末,在金人兵临城下岌岌可危的局势面前,面临朝廷两党的争吵和昏庸的官僚政治,以太学生陈东为首,多达十余万人的东京市民、青年学生的政治请愿,迫使北宋当局起用被罢免的主战派官员李纲(注 7)。除此之外,由于印刷作坊生产的繁荣,唐时的官方邸报在南宋时变成了广泛印刷或传抄的小报,使得普通百姓也能及时知道对敌斗争的军情和庙堂上的决算。这就说明了,两宋对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抵抗运动,已经不仅仅是前代王朝在朝统治集团自家的事情,而成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行动,因此,也就不难推想到两宋人民对蒙古抵抗坚决的原因之一了。
    第二个因素,是南宋政权内政的稳定,与建立了超过前代的战争防御体系。
    南宋帝国看似软弱,但在对内的行政管理上面,却达到了前代王朝所未能达到的高度效率。首先,南宋政权如同北宋政权一样,在政治上相对民主,它基本上避免了内部的分裂势力和内乱,由此使得它的经济规模为前朝所未曾达到,因此,能够为防卫提供更多的后勤支持。其次,虽然在后期防卫蒙古的入侵中,由于贾似道官僚集团的腐败和破坏,给了蒙古入侵者以机会才得以突破防线,终至灭亡,然而,南宋还是避免了北宋政权在面临强大外患的压力下,两党的争吵而不能作出即时有效的对付措施。关于南宋在军事部署上的管理,读者可从后面几节的论述里窥见一斑。
    长期以来,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南宋和北宋一样,在军事上孱弱不堪,似乎两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懦弱的帝国,不错,南宋在向游牧政权进攻时,确实没有多大的力量和勇气,然而南宋在防御北方强权的进攻时,却表现得异常出色,不愧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抵抗北方强权最坚韧持久的政权,特别应该考虑到,它后期对抗的蒙古政权具有世界古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力量。
    南宋的军事力量在面临强敌蒙古军队时,作为一支防御力量,其表现还是相当优秀的。南宋军事力量建立在对金人的浴血抗战中,它总结出一套防御漫长边境线上敌军入侵的经验。同时,南宋建立了军民联防的防御体系,正规军队和“义兵”的结合,比起前代的兵制来,防御能力有了提高。总的看来,南宋军事力量比北宋强得多,至少它未曾出现北宋军队在遇见强敌进攻时那样的全线崩溃现象。
    南宋政权在绍兴初期稳定以后,朝野就不断地对防守金人的入侵进行了讨论,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战略观点。同时,抗金将领里,早期的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吴麟,后期的孟珙、赵方、赵葵、王坚、张珏等在不同的前线地区,根据不同的条件,取得了不同的实战防守经验,这些地区分别是华中的襄樊地区,华东的两淮地区,以及秦岭山区,和后来的川东地区。同时,南宋的文官也积极参与了对战争防御或进攻的理论讨论与具体指挥行动(注 8),前期以危难中击败金完颜亮大军的虞允文最为突出,后期则是余玠对四川防御体系的卓有成效的规划和布置,除此之外,南宋政府也曾征求过普通平民对防卫政策的看法(注 9)。
    本文不准备深入、全面论述南宋军民对蒙古侵略抵抗持久的课题,而将把笔墨集中在讨论南宋后期,四川军民对蒙古的防御上。
    图1.1
    打开中国历史地图(参图1.1),可以看见南宋的地图形状就象一只碗的侧面,这只碗的碗面对着北方,碗的西部就是四川。南宋首都临安在碗的东面靠着东海,与四川的距离最为遥远,按照当时的里数,临安(今浙江杭州)和成都的距离超过两万里,以当时的交通和信息技术(注 10),控制起来并非易事。东晋、南北朝时期,四川并非一直在南方政权的管理之下,它一时间独立,一时间属于北方政权,可是在南宋时期,除了后期在蒙古的军事打击下导致残破,南宋政权一直都把四川牢牢地控制在手里,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四川是南宋王朝主要财赋来源之一,更重要地,就是南宋朝野都认识到四川是南宋抵御北方蛮族政权的上游要塞。
    秦国灭楚采取了司马错的战略决策,首先兼并了巴蜀,然后顺流出峡,占领了楚国的上游地区。灭蜀以后建立起来的西晋政权,也是采纳了镇守荆州地区的将军羊祜的建议,在巴蜀地区建造舰只,最后以高屋建瓴之势,由益州刺史王浚率领的舰队,一举突破了孙吴的建业外围防线。东晋时期,镇守荆襄地区的大将军桓温,为了北伐,也是先从长江峡口溯江西上,灭亡了西晋末在巴蜀割据的李氏成汉国,然后才敢以水载舟,水陆并进,挺进关中平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由此总结道:
    “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扫叶,得势故也。”(注 11)
    因此,四川在古代战略的地理位置上对于保卫南中国十分重要。
    南宋建炎末,正当金人铁骑来势汹汹,蹂躏苏、浙、徽、赣,湘的大遍地区之时,南宋负责西部防守的大员张浚起用吴玠率领原统帅曲端所部。吴玠领导关陕和四川军队,在秦岭北坡的和尚原与大散关等地同金军数战皆胜。以后,吴玠之弟吴麟率部在秦陇山区继续抵抗入侵者,使金人不能进入四川膏腴之地(参图1.2),直到1141年和议的达成。
    图1.2
    从1165年南宋与金达成的隆兴和议算起,到1228年蒙古军队第一次入侵四川前63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外敌威胁基本解除,除了短暂的吴曦叛乱(注 12)以外,四川出现了承平景象,在这一时期,四川向中央政府大约每年输送钱赋(注 13)三千万缗(注 14),淳熙(1174--1189 AD)末,全国总钱税收入为一亿多缗(注 3),由此可知,四川竟向国家府库提供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钱赋。
    除了正常的田赋以外,四川还向中央交纳茶、马、绢、布、酒、盐、巩、商税(注 15),南宋中央在四川设茶马和绢麻等榷局,专门管理四川的税收。四川向中央政府提供这样高的税额,难怪南宋当局对四川的治理和防卫给予了高度重视。
    注释
    1。蒙古征服中亚药杀河流域的喀拉汗国和花剌子模国仅用了两年时间(1218-1220),征服波斯和幼发拉底河以北地区,建伊尔汗国用了8年时间(1251-1259),征服俄罗斯,建金帐汗国用了15年时间(1220-1235),征服基辅诸公国并使之纳贡用了5年时间(1235-1240)。
    1241年,蒙古铁骑在东欧推进到维斯瓦河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在中亚向叙利亚推进,直到1260年在大马士革附近被埃及马木路克卫队所挫败。
    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六三》。
    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国初至绍熙天下税收数》。
    4。780年,楊炎在唐德宗的支持下推行“兩稅法”。兩稅法是中國古代社會賦稅制度的一次重大變革。它的得名來源於其納稅時間分為夏秋兩季,以戶稅和地稅代替了租庸調,捨棄了以丁身為本的原則,實行“唯以資鄉為宗”的“戶稅”,即按資產的多寡定出戶等,再按戶等高低徵稅。這是一種貨幣稅,但在真正實行的過程中,仍以實物稅為主。到了唐穆宗時,政府才明文規定,兩稅既可以納錢,也可交納布帛。
    宋代仍沿用兩稅法,夏稅所輸納稅物,一般折為布帛,故夏稅所輸者,也稱為“稅絹”。
    5。Richard Hine,(1996) ’The Late Empire: The Sung’, Richard Hook, New York. 
    6。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
    7。《宋史。陈东传》。又,南宋太学生多次联名向皇帝上书对国事的看法。
    8。参《名臣奏议》里的关于南宋攻防的论辩。
    又参辛弃疾、叶适、陈亮、陆游等人的策略。
    南宋朝有如此多的大小文武官员、布衣学者参
    与对国防的讨论,实属晚清以前所仅见。
    9。《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淳祐二年),六月。。。寻诏敕四川官吏军民等息条陈大计以闻。”
    10。吴昌裔(# 1),《论救蜀四事疏》(载《名臣奏议。卷一百》):“一,邮传,军中之耳目也。蜀远万里,呼叫难闻,全籍置邮,以通气脉。故吴玠之宣抚川陕,置军期递,凡有警报,不过十八日可闻朝廷。丘崇之制置成都,创摆铺递,凡有奏请,不过三十五日可彻于都下。”
    11。王夫之,《读通鉴论。五代下》。
    12。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 AD)正月,吴麟之孙,守卫四川北线的兴州(即沔州)帅吴曦接受金主的诏命,称蜀王,率十万兵发动叛乱,叛乱被粮官杨巨源联合四川安抚副使安丙,以及吴曦的部将讨平,吴曦叛乱仅历时四十一日,事见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吴曦之乱》。
    13。宋代的赋税依据货物的不同,用不同的单位,对于茶、盐、商税,用的是钱税,单位是缗。但在计总税收时,则不用单位的硬加在一起,参《宋史。食货志》:“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视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
    14。按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载《名臣奏议。卷一百》)所述,南宋高宗建炎、绍兴时期,四川每年税收为三千三百四十二万,在孝宗淳熙时期,为三千六百六十七万。
    15。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一》。又据《宋史。葛洪传》:(四川)“绍兴间所趁茶盐岁以一千三百万缗为额,乾道六年后增至二千四百万缗。”
    # 1。清嘉庆《三台县志》:“吴昌裔,(吴)泳之弟。好程、朱书,研释不倦。举嘉定十年进士。历监察御史。遇事敢言,虑蜀拈危,条陈规模,审功赏,访军实,储帅才四事以进。徙为大理少卿。以宝章阁侍制致仕。卒,谥忠肃,有《储鉴》、《蜀鉴》、《四书讲义》、《容台议礼文集》行世。”又参《宋史。吴昌裔传》,按:吴昌裔和吴泳兄弟是南宋宁宗、理宗朝著名川籍官吏。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