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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与王朝兴替——以秦汉为例(2)

东汉后期
    自安帝时起,东汉朝廷显示出不可挽救的江河日下趋势。顺帝之后,社会上的童谣、歌谣、讹言、流言频繁出现,批评时弊的倾向性也越来越强烈。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意味着以察举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已经大坏。俚语“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表明朝廷的权威地位已经不可与往昔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关于汉祚将尽的说法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桓、灵之时,图谶学者都说“汉行气尽,黄家当兴”。至汉末,有识之士已经习惯于从社稷将亡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现象,如《风俗通义·佚文》记载:“灵帝之末,……咸名后生放声者为时人。有识者窃言:旧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时人,此天促其期也。”消极性舆论的持续出现与广泛传播,助长了对朝廷怀疑、批判情绪的滋生蔓延。
    汉末社会舆论对时弊的批判,在“党锢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党锢事件”的实质,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社会舆论与专制皇权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所谓“非讦朝政”“评论朝廷”“诽讪朝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件的舆论批判色彩。接踵而来的“黄巾起义”,可以看作是“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由批判武器转化为武器批判的结果。张角及其弟子以方术之士惯用的手段为人疗病,借机传播汉祚已尽的观念,在八州范围内形成广泛的反汉舆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浓缩了举事者思想的口号;写在官府衙门上的“甲子”,是传播其政治理念的标语。他们利用口号与标语传言造势,制造并放大舆论,称得上是一次创举。如果说“党锢事件”体现的是士大夫群体舆论,那么“黄巾起义”中的舆论,主体则是下层百姓。舆论形势表明,桓、灵以来的黑暗政治已经使统治者失去了民心支持,刘汉政权已成空中楼阁,坍塌之期即在眼前。
    综上可以发现,在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国势愈衰;抱怨批判之声愈多愈强;抱怨批判之声愈烈,国势愈衰,直到江山易主,政权更迭,社会舆论才告一段落。对前面王朝不利的舆论,正是后面王朝的继立理由与借助力量。因此,西汉、新莽、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以及变乱之际的其他逐鹿者,往往会顺应舆论,甚至制造舆论,以期争取得到更多的支持。从秦与东汉的政治实践来看,以强制手段打击舆论,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舆论,并且有可能遭到舆论的报复,由道义上的被谴责演变为武力上的被打击。由此可见,舆论虽然不是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也不是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力量,但却在社会前进过程中起着一种不容忽视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