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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百战声名裂——泣血说李陵(4)

在被俘的一刹那,他的想法,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其实,退一万步说,即使李陵就是一时怯懦贪生又怎么样?
    当然,这会影响我们对他的评价,他可能不会作为英雄(所谓英雄,就是战胜了人性弱点、作出超乎常人的选择的人)而受到后人的景仰。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他没有对不起汉武帝——他已经为国家、为君主竭尽全力了。也没有对不起那些英勇死难的将士——他是在形势已不可为的情况下解散军队后被俘的,此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指挥官,而只是与别人平等的人。换言之,李陵被俘,无论有无受到“误解”,都不应受到如此严酷的惩罚。
    那个时代,军人的命运十分悲惨。胜利固然可以封侯拜相,风光一时,可一旦战败就会成为阶下囚,甚至遭受灭门之祸。周亚夫、李广、赵破奴,甚至那个因身为“皇亲国戚”而倍受宠幸的李广利,都是功勋卓著的名将,可曾经的辉煌,却没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即使在以“仁爱”著称的文帝时代,冯唐就曾进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真是赏可不行,罚则必用。到了武帝时,这种状况更是变本加厉。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逼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曾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因“失道”错过会师时间(很难理解平生七十余战的老将李广会犯“不带向导”这种低级错误,所以有人怀疑这是卫青做的手脚),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李陵即使突围生还,等待他的恐怕也不会是慰问和鲜花。由此看来,他的“降”(不管是否有“戴罪立功”的打算)里面有太多的无奈和苦衷。
    以现代人的观念看,军人在抵抗无效后,不但不必自杀,而且不该自杀——当已经无法为国尽忠,拯救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权利和责任。所以,在弹尽援绝,无力回天的情况下被俘,并不被看作可耻,他们回国时一样可以受到欢迎和礼遇。
    但是在古代中国,却并非是这样。“擐甲执兵,固即死也”,这就是中国军人的命运——你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你只能死掉,不能活着。其实古人不是不懂“人为贵”这个道理,只不过是这个道理不合君主的口味——在专制帝王眼中,别人的命都不值钱。
    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三国时,魏国大将于禁被关羽俘获,后来被送回。曹丕热情欢迎,还用荀林父(春秋晋国大将,曾大败于楚,但是仍然得到信任,后来终于击败楚军)的典故安慰于禁,把于禁感动得老泪纵横。可是一转脸,他就耍手段羞辱于禁,使之“羞愤而死”——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于禁该死呢?还是那个道貌岸然、内心卑鄙的曹丕该死?
    这种对个人的苛求越到后世就越凶残,也越于事无补。金、元、清等外族入侵,国破家亡之际,总有义士烈女投水赴火,自杀殉国,读到这些,总让人心情复杂。一方面,这些壮烈行为让我们景仰;可另一方面,又让人不由怀疑:这类壮烈行为到底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卷土重来?如果说这种行为是以气节激励后来人反抗,为什么自己不去反抗?又为什么这样死节的人越多,中国就越每况愈下?是不是我们把勇气、操守和牺牲用错了地方?
    李陵被俘后,汉武帝也有过片刻的清醒,但他采取的补救措施却异想天开: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接应李陵逃归——显然,在双方互不通气的情况下,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公孙敖当然无功而返,为了逃避惩罚,昧着良心泼污水:“据俘虏交代:李陵已经叛国投敌,教单于兵法以备汉军,所以臣无所得。”
    面对几近疯狂的汉武帝,公孙敖文过饰非的谎言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可是这并不能让人原谅他对李陵造成的伤害——汉武帝大怒,将李陵全家诛杀。
    身败名裂(史载“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全家被屠。现在李陵只有死心塌地做叛徒了。
    历史学者李零在《汉奸发生学》中说: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宇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困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