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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篇:第一个“包袱”:校服


    屋里一时没人吱声,静极了。对门张二伯家的电匣子,正播放京戏,谭叫天的《秦琼卖马》:“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咿咿呀呀,十分清晰,那大英雄一旦手头没钱便只好卖掉宝马的悲凉腔调使人心头发酸。近处就是后母丁氏倚着门框嗑瓜子的声音了,“咔咔咔咔咔咔”,疾速脆响,一声紧接一声,显得技艺娴熟非同寻常因而也格外刺耳。
    父亲、哥哥不时皱一下眉头,暗自叹气不言语。坐在炕边小板凳上的三立,象在学校刚刚闯祸归来的肇事者,屏神敛息,垂着眼皮,偶而忐忑不安地偷窥一眼大人们的脸色……
    这是192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
    天津南市福安街同善里。大杂院。难得有这么一阵清静时候,反倒让人觉得压抑了。
    南市又称“三不管儿”,在天津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清朝末年这里还是一片水坑,又深又大,比北京的什刹海还大些,可是不加什刹海清洁。坑的西边和北边都有热闹场,坑内净是小船。每至夜间,船上乘客或三或五,一人弹弦,一人敲打茶杯,对唱靠山调小曲,地道的天津味儿。至于此地为何叫“三不管”,据说因离外国租界很近,外国人不管;市政当局知道是个水坑子,垃圾堆,也不管;县署因为它属于市政辖制范围,更乐得不管。一来二去就成了“三不管”。后来随着城市的发达,炉灰脏土屡屡运来,又有达官贵人用土垫坑,修马路开公司,渐渐把水坑填平,便有小贩来摆摊做生意,从此一天天繁荣起来,逐渐盖起了民房。现在的荣吉街以南,富贵庄街以北,建物街以西,庆善街以东的广阔地方,就是当年的南市,直到现在仍叫南市。市者,市场之谓也。早在20年代前后,这里各样生意,各种杂技,各大戏棚,就应有尽有无一不全,各类吆喝声和敲打声昼夜不息,犹如一口大开水锅始终在咕嘟咕嘟地滚沸。至于那民房院落内,人口稠密,空间狭小,孩子吵大人闹,也是终日嘈杂。这里住的大都是为糊口奔波劳碌的穷人。
    所以,偶尔有那么一会儿安静反倒不寻常。在本篇开始那一刻,马家屋里每个沉默者的心头都是沉重的。
    三立应说是无辜的。都怨学校那位郭先生,秃脑门,满脸惨不忍睹的大麻子,背头油光可鉴,一嘴北京口音,嗓门几象打雷赛的:
    “哎,说你哪,瘦高个儿的,出来!”
    三立往队伍的前后左右看看,没有比自己更瘦的了。他从小就瘦,皮包骨头,连牛痘都没种过,奶奶心疼,怕针扎进骨缝里去,总说:“天养人。明年再说吧!”明年过后又是“明年”,明年复明年,直到七十多岁胳膊上仍然一个“花儿”也没有。此乃后话。
    当时他怯怯地出列了。
    “今天又没穿校服,是不是?打算怎么碴儿呀?瞧瞧你一那身打扮,象堂堂的中学生吗?活脱一个唱大鼓书的!”
    “轰”地一声,同学们都乐了。同学们都穿着一色的新校服,一进中学就置办好了的,大盔帽,一上两下三个口袋的黑制服。老师说,夏天还要改为白的。只有他的身上是一件拆大改小的旧大褂,袖子上还有两块补钉。
    “告诉你,咱这是汇文中学,天津卫属得着的学校。不能王胖子裤腰带——稀松平常。回去给你们家大人捎话,不穿校服别来了!”
    先生还说俏皮话,跟相声赛的。在那样紧张、窘迫的可怜境地,三立心里竟冒出了这么个联想。
    回到家,他只得如实汇报了先生的指示。不过漏下了那句俏皮话,父亲不准他耍贫。
    父亲刚进家门,赶了两个相声场子,口干舌燥,一口气喝下去一大碗茶水。听了他的话,扭头问丁氏:“家里还有钱吗?”
    “就你赚的那几个眼珠子,吃了上顿没下顿,打油就没有买酷的,还想给少爷置办行头?喊!……”丁氏一撅嘴,随后依然“咔卟咔”。
    父亲瞪了她一眼,把手伸进大褂兜里,不声不响地摸了一阵,又伸出来,终是英雄气短,叹口气坐下了。
    后来进来的哥哥桂元,看看父亲,没有言语,哥哥本来在家里就话少。
    就这么闷着,让人喘不过气来。三立有好几次想喊一句:“我不上学了,说相声赚钱去!”可是他不敢,父亲斩钉截铁地说过:“卖裤子当袄,也要供三立上学!”
    这是为什么?三立一度犯过糊涂。父亲说相声;哥哥是东马路甲种商业学校的毕业生,学业优秀,晚上还主动去青年会夜校学英语,现在不也说相声了吗?相声大有意思了。他八岁时跟着父亲路过相声场子,头一次进去听,是玉德隆、李瑞丰说的,两个人光凭说话逗得众人前仰后合,他也乐得趴下直不起腰来。后来又缠着父亲去,父亲却沉下脸不肯答应了。
    对于父亲马德禄,三立总觉得既亲切,又陌生,象一团永远也揣摸不透的谜。据奶奶和婶母说,母亲生他以后就爱生病,三年以后去世了。父亲卖掉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一个钱也没有了,就把他寄养在叔父家,自己带着哥哥住到书场后台去了。后来,到他一天天长大记事的时候,发现一个男人隔些天就送钱来。一天,他正在门口玩,远远看见那个人的身影,就一边往家跑,一边高兴地喊;“奶奶,那个送钱的人又来啦!”奶奶把他揽进怀里,连声说:“傻孩子,快别瞎说,那是你爹呀!……”他怯怯地回头张望,见“送钱的人”呆站在门口,脸上似笑不笑带着一付形容不出的表情……
    那一瞬间的三立又是糊涂的。他后来自称三岁不知母,五岁方认父,似乎都是一再糊涂的佐证。
    又过了两年,父亲来时面貌大变,他差点又不认识了。崭新的春绸长袍,黑呢子礼帽,挺利的利眼呢面儿皮底便鞋,衣帽光鲜,面皮滋润,不象那个风尘仆仆的“送钱人”了。原来父亲已经有了些名气,挣的包银多了,还给他娶了后母,是按他回家去的。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住在自己的新家,他始终觉得和父亲之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也许是认父太晚,也许父亲早出晚归,整天忙着去赶场.也许是父亲少得可怜的在家时光,也常常被用来和后母拌嘴、生气,于是就难得有同他说笑的时候了。
    “咔咔咔咔……”瓜子皮雪花般飘落。后母大概是在门框上倚乏了,倦怠怠颤悠悠吁出一口气,仍不停嘴,呱嗒一声撩开破竹门帘,一路嗑到当院去了。
    父亲顿时立起身来,手又伸进大褂兜里摸弄,小声对哥哥说:“我这儿还有几块钱,原打算买煤球、烟筒的,呶,先给三立置校服吧!”
    哥哥接过钱来,说:“晚上散场,兴许我还能分点儿呢。”
    “好好念书,不许贪玩,供你上学不容易,知道吗?”父亲的脸色又严肃起来,后来又摸着三立的头顶,上下打量,冲哥哥说:“看好,买身合适的。这孩子,个头紧往高处拔,明年怕又得置办新的了!”
    父亲的头摇了一摇。
    三立眼里闪了一闪。
    哥哥转身要走,三立忽然站起身,对父亲说:“爸爸,让我去吧!”
    “你?小孩子会买什么!”
    “我会。”声音虽然小,口气却是坚定的。
    父亲不以为然地看看他,说:“这孩子,买衣服有什么新鲜的!……知道哪儿卖吗?”
    “它北大街,联升斋。先生叫去那儿买。”
    父亲又看哥哥。后者或许想起当年自己上学时的心情吧,笑了笑:“也行……”
    紧接着又嘱咐:“记住,试好尺寸,买合适了!”
    他兴奋地大声应了。他当然会记住,这点钱凑出来不容易。
    晚上回来,后母去西屋邻居家打牌去了,父亲和哥哥在茶社、书场,照例半夜才能回家,三立把新买的校服小心翼翼地叠好,压在了枕头下面。
    转天早晨,父亲破例早早起来,吩咐:“三立呀,把校服穿上,看看!”
    三立连忙放下粥碗,把手擦干净,挪开枕头,对手捧出校服,轻轻展开,小心穿戴,仿佛那衣服是纸糊的一碰就破赛的。
    他刚伸进一只袖子,父亲的两眉便开始往中间聚拢,等到两只胳膊都伸进衣袖,手还没有露出来,已经能听见父亲重浊的喘气声。
    手,依然没有踪影,也不可能有——校服起码大三号!被里面瘦骨伶仃的小小身子顶着,活像衣裳架单挑一件肥大的斗篷。
    “你,你……”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昨天临走,不是嘱咐你了吗?”正在漱口的哥哥也很恼火,“不让你去,非要去,这可怎么办?”
    “让娘,用针给别一别。”三立似乎胸有成竹。
    “嘿!真会说话,”丁氏趴在炕沿上接腔了,“现买的新衣裳拿针别,这不是没病找病嘛,你们马家钱多撑的?亏你说得出口来!”
    三立扬起两只胳膊,如同戏台上老生抖袖,一双小手终于见了天日:“我想,冬天套棉袄,明年我再……还能穿……”
    这一刻,显得最不糊涂的要属三立了。
    屋里紧绷绷的气氛终于缓解下来。
    半晌,父亲叹了口气;“唉,闹了半天,他的‘包袱’使在这儿啦!……”
    说相声讲究使“包袱”,就是把一段笑料层层铺垫,严封密裹,最后蓦然抖开——人们恍然大悟哄堂大笑。
    这恐怕是马三立有生以来使的第一个“包袱”。
    在他一生使过的千百个“包袱”里,它是否属于成功的一个呢——反正没有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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