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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被误读的“中国姑娘”

陈勇

    作者简介:陈勇,男,西历一九七二年生,四川眉山人,网名“耶律大石”。西历一九九四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一九九六至二〇〇五年就读于美国范德堡大学宗教系,获宗教学硕士及博士学位。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八年任教于范德堡大学东亚系。2009年春起任教于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
    

    被误读的“中国姑娘”
    作者:陈勇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七月廿四日乙酉
               耶稣2015年9月6日
    2013年6月5日,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墨西哥参议院发表题为《促进共同发展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演讲稿有一段讲述中墨两国源远流长的物资和文化交流:
    “中墨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这次前来墨西哥途中,当我透过飞机舷窗俯瞰浩瀚的太平洋时,仿佛看见几个世纪前那些满载丝绸、瓷器的‘中国之船’正向着阿卡普尔科破浪前行;当我踏上贵国的土地时,又仿佛看见那位传说中的乐善好施的美丽‘中国姑娘’正在普埃布拉传授纺织、刺绣技艺。”
    这里提到的“中国姑娘”是一个美丽的误读。6月5日那天,受墨西哥参议院之邀,我也到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当听到“中国姑娘”这个字眼时,我立刻意识到是从墨西哥西语的一个专有名词china poblana 直译过来的。西语的词汇分阴性和阳性,China的首字母大写的时候指中国,但小写的时候,chino指中国男人,china指中国女人。从字面上看,单把china译成“中国姑娘”没有错,但是china poblana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使用的时候,却不能拆开来看,否则难免望文生义。类似的错误还出现在一份叫《墨西哥文化月刊》的通讯刊物上,主办者是墨西哥派驻台湾的“墨西哥商务签证文件暨文化办事处”。一篇标题为“中国村女:船只与服装”的文章直接由西班牙语翻译过来,china poblana被翻译成了“中国村女”。译者误把poblana当成了pueblo(村庄)的形容词形式,于是得到了以上的错误翻译。其实,poblana是Puebla的形容词形式,后者是墨西哥的第四大城市,也就是习近平主席演讲稿所提到的“普埃布拉”。从词源上看,Puebla是poblar(定居)的名词形式,虽然在词根上与pueblo(村庄)同源,但当其成为专有名词以后,则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普埃布拉的China Poblana纪念碑
    在墨西哥,china poblana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词,但究竟是什么意思、所指为何,又往往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具体来看,china poblana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两层含义都与19世纪的墨西哥文化历史紧密相关。其狭义指的是传说17世纪一位来自亚洲、曾经在普埃布拉居住过的女奴,原名叫米拉(Mirra),受洗后叫“圣胡安的卡塔琳娜”(Catarina de San Juan),后世俗称China Poblana。当时的墨西哥人把中国与亚洲混为一谈,习惯用“中国人”一词来指代所有来自亚洲的人。因此,china poblana一词可以意译为“普埃布拉的亚洲姑娘”,如果生硬地照字面翻译的话,就成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该词的广义指的是传说由这位叫米拉的亚洲女奴创制的传统女性服装样式,在19世纪后半期的墨西哥中部地区极为流行,进入20世纪以后逐渐退出日常生活。但是在今天,这种叫做china poblana的服装仍然是墨西哥各种节日庆典的代表服饰之一,是墨西哥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
    
    传统的China Poblana服装
    关于这位叫米拉的姑娘,一直以来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传说、轶闻,甚至是神话。根据其中一种版本,她是17世纪初印度克钦地区一位王子家的公主,被葡萄牙海盗俘获为奴以后,转卖给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后者又横渡太平洋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将米拉卖给普埃布拉的一个商人为奴,那时她只有15岁。因为她受洗的名字叫“圣胡安的卡塔琳娜”,所以当地人都以这个名字来称呼她。她到普埃布拉的时候,仍然身着从故土带来的传统服装“纱丽”,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后世流行的服装china poblana。在另外一种传说版本中,米拉是来自一个蒙古王室的公主,后来她被俘获及转卖为奴的经历与其他版本大致相当,不过至今她的墓碑上仍然镌刻着一行字:“出生于蒙兀儿世界”。如果考虑到印度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被称为莫卧儿帝国,是由突厥化的中亚蒙古人(察合台汗国后裔)所创立,那么这位出身“蒙古王室”的米拉公主说不定也是来自印度某地方。两种传说版本可能来自同一源头,只是叙事角度不同而已。传说米拉颇有神迹,能看到圣母玛利亚及幼儿耶稣显灵,以至在1688年去世以后,当地信徒尊她为圣女。她死后埋葬在普埃布拉的“耶稣会教堂”,后世称作“普埃布拉的亚洲姑娘之墓”(La Tumba de la China Poblana)。如果不知道这段传说和历史,可能就望文生义地理解成“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之墓”。1989年,普埃布拉市政府在城市中心的公交站附近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这位在墨西哥文化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亚洲姑娘。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版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个叫米拉的姑娘为什么后来被称作China Poblana。根据传说,她被卖给普埃布拉的葡萄牙商人及船长索萨以后没几年,主人就去世了。随后索萨的妻子把米拉嫁给家里的一个叫苏亚雷斯的仆人,米拉因为虔诚地信仰天主教,先是不从但后来还是妥协了,不过条件是分床睡。当时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实行种姓制度,来自欧洲的白人属于最高种姓,其他有色人种及混血后裔都属于低等种姓。Chino是低等种姓中的一种,任何人只要有四分之三的黑人血统和四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统,就被划入这个种姓。苏亚雷斯的种姓是chino,其妻被称作China Poblana,表示是chino的妻子。如果不知就里,就可能错误地理解为:因为米拉的丈夫是居住在普埃布拉的“中国人”,所以她作为“中国人”的妻子自然就成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女人”。苏亚雷斯去世以后,他的妻子更是全心全意把自己奉献给了耶稣,不久就开始出现围绕她的种种神迹,乃至被当地信徒尊为圣女。
    
    Chino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的低等种姓之一
    不过,近年来许多学者在考证以后指出,那个俗称“圣胡安的卡塔琳娜”、原名叫米拉的女孩,和作为传统服装的china poblana之间可能没有任何关系,后世之所以把两者混为一谈,是19世纪早期墨西哥大众文化的丰富想象的结果。当时,墨西哥的许多地方都开始流行一种叫china的女装,除了普埃布拉以外,还有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瓦哈卡等地。它结合了非洲、美洲以及欧洲等地不同的元素,并得名于其亚洲风格的装饰。这种服装的典型搭配为:一件白色衬衫,绣有丝质蕾丝花边以及各种花卉图案;一条红绿色调为主的裙子,加上白色的衬衫,象征墨西哥国旗的颜色;裙子的下摆正面往往还绣上墨西哥国徽的图案:鹰、蛇和仙人掌;一条丝带,用以把裙子系在腰间;有的还要搭配一条披肩。在当时,穿这种叫做china女装的女性也叫china,她们是生活在一些繁华城市、敢于接受新事物的女性群体。作为女装的china poblana与圣女“圣胡安的卡塔琳娜”最终合二为一,可能是因为后者的服饰带有显著的亚洲风格,于是被后来的好事者附会为前者的始作俑者。在19世纪的大众想象中,那些穿china女装的女子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方面,她们被想象成貌美如花,在性关系上自由奔放,近乎妓女的角色;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想象成“圣胡安的卡塔琳娜”那样的圣女,一生恪守贞洁,把自己献给上帝。
    到了19世纪后期,这种叫china的女装以及被称作china的女性群体渐渐从大众文化中淡出,到20世纪以后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充满戏剧性的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革命成功以后的墨西哥政府走上了民族主义之路,通过利用大众文化的象征符号来强化墨西哥的民族身份认同。原本被称作china的女装及着此装的女性,渐渐固定其名称为china poblana,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戏剧、电影等所描绘的典型墨西哥女性形象。最终,china poblana与象征墨西哥男性形象的charro一起,成为墨西哥民族身份的象征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讲,china poblana作为墨西哥民族文化的象征,是与19和20世纪之际墨西哥的文化、政治及历史紧密相关的。
    
    China Poblana与Charro是墨西哥民族身份的象征
    在现实生活中,china poblana及其对应的chino poblano(虚构的词汇,历史上并没有这个词),也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大众语汇,表达一种特别的意涵及姿态。有一次,我带儿子去诊所做体检,一个护士惊喜地叫他chino poblano, 因为我太太来自普埃布拉(Puebla),儿子也顺带算成普埃布拉人。那个护士正好也来自那里,更巧的是她有一个侄儿,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普埃布拉人,所以也自然成了chino poblano。临走的时候,她还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再见!”显而易见,这里所指的chino已经不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种姓类别,也不是借代意义上的“亚洲人”之泛称,而是将错就错,玩字面游戏,不过神情既亲切又自豪。有时遇到墨西哥人问我来自什么地方,我偶尔开玩笑说自己是chino poblano,意为“来自普埃布拉的中国人”,当然也仅仅是文字游戏而已。大多不信,但往往报以莞尔一笑,气氛顿时轻松起来。
    陈勇
    2015年8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