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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的“科举情结”


    
    洪秀全本来并不叫洪秀全,而是叫洪火秀、洪仁坤,这个“全”字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当然,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天安的”),足见对这个字十分喜欢,十分满意。
    之所以如此中意这个“全”字,是因为这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字眼:首先,洪秀全是个字谜达人,酷爱各种拆字游戏,这“全”字拆开就是“人王”二字,正应了他“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的堂皇名号;其次,“全”字意味着完全、圆满,意味着应有尽有,要什么有什么,这对于很早就写了首神神秘秘、半通不通《十全大吉诗》的洪秀全而言,自然是再吉利不过的字眼。
    说起来洪秀全当了教主、天王后,也的确配得上这个“全”字:直系亲属几乎都抢在起义前夕被平安接到了金田,清吏只能去嘉应州、花县刨坟头泄愤;自己虽东躲西藏,权力也被杨秀清、萧朝贵攘夺,可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俗权”,他还是这些“天兵天将”至高无上的王和教主;尽管教众们“喝粥”“无盐”,大冷天还穿着破烂单衣,赤脚在山野泥淖间奔走,他却丰衣足食,有马有轿;尽管会众们夫妻隔绝,连说个悄悄话都得隔着营门大声喊,他却有“妻妾三十六口”,闹了家庭纠纷还有“天兄下凡”帮忙料理家务事……等1851年底进了永安这座“大城市”,那就更“全”了,连“天朝宫殿”都有了(虽则不过是拿州衙门凑合改的)。
    可千全万全,终究还是有一样不全:他没考上过秀才。
    说起来洪秀全闹病、“升天”,弄出日后这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来,根子就在这一桩“不全”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去考秀才,却一次又一次地落榜。从他留下的文字看,他的文才并不像某些“天国黑”说得那般不通,更不像他的忠实“粉丝”洪仁玕说得那般了得,倘个人超水平发挥、又碰上考官正好心情不错,中个秀才也不算太过冷门。
    不“全”的是,冷门终究一次也没爆出,总是稳定发挥出个人正常水平的洪秀全始终过不了清朝科举功名的最低门槛——秀才这一关,一怒之下便投入了上帝的怀抱,从此成了一个和清朝科举、功名再无瓜葛的“神人”。
    不过这唯一的“不全”却并未因此被这位教主兼天王的上帝次子、耶稣亲弟真正忘怀。不论他日后多发达、多富贵,这个“科举情结”始终是他的一个困扰,一块心病。
    洪仁玕在香港避难时曾对外国传教士说,当洪秀全屡屡因为“科举不公”而成为落榜生,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终彻底灰心时,曾愤愤不平地喊过“等我将来自己开科取士吧”。清朝是个文字狱最盛的朝代,读书人扎堆的所在,又是常有文人被举报、惹出一场场血腥官司的事故高发区,洪秀全能全须全尾地活到造反称王,当年是否真这么说过(尤其公开这么说过)实在可疑。不过要说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大约是差不多的——因为刚走到第一个“大城市”永安,他就迫不及待地开科取士了。
    据蒙山当地记载,洪秀全在进入永安州不久,就举行了太平天国历史上第一次科举考试。太平军占领永安州是在1851年阴历闰八月初一,洪秀全进城则是闰八月初七,从后来的制度看,太平天国“天试”的日期是幼主洪天贵福生日所在的十月初一日。虽然这是定都天京后的体制,但“生日科举”的定制却可看得很清楚。由此可知,永安州的这次科举,是在1851年底或1852年初举行的,即,要么是洪天贵福生日所在的十月初一,要么是洪秀全本人生日(十二月初九)所在的十二月初一。
    这次考试显然不太像样:参加者几乎都是太平军各级官员(由于一道封官许愿的诏书,这时候的太平军本来也差不多人人都是“官员”了),最后获得状元称号的,居然是冯云山。
    如果永安州科举举行的日期是十月初一,那么冯云山的官职是前导副军师、后军主将,倘是十二月,则他更已封为南王,“管制南方各国”(封王是十月廿五日的事)。不论什么职位,冯云山都是除洪秀全父子外,太平军中仅次于杨秀清、萧朝贵的“高干”,若从资格看还要更高些。科举的目的,本来是从读过书的老百姓中选拔人出来做官,已经做到大得不能再大的官,还硬要去中个状元,除去“过瘾”,就真没啥好解释的了。
    冯云山是洪秀全的同学、同乡兼好朋友,也是一同赶考又一同多次落榜的“难友”。洪秀全的“情结”,只怕也是冯云山的“情结”。通过“自己开科取士”,让和自己同病相怜的老伙计冯云山扬眉吐气,过一把披红挂彩,光耀门楣的干瘾,实在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固然,身为“大道君王全”的洪秀全,不能自己下场去抢这个状元,不过学历和自己相当、又处处稍矮自己半头的冯云山当了状元,他自然是“状元中的状元”,自尊心同样可得到极大满足——更何况这考题、考卷,还是他自己给出的呢!
    除了满足自己和朋友的“科举情结”,还应看到,洪秀全迫不及待举办这样一次实际上起不到常规作用的科举,其实还隐含另一层更现实的意义:显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如前所述,由于冯云山一度被当地团绅控告“藐视神明,图谋不轨”,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官司,洪秀全当时是初来乍到、被架空的“精神领袖”,上帝会的权力结构一时间出现真空。杨秀清、萧朝贵趁机用“天父天兄下凡”的手段填补这一空白,并通过巧妙的利益交换(“天父天兄”公开承认洪秀全是天王,是上帝次子、耶稣亲弟,而这个“爱子爱弟”再反过来用“血亲”身份证明两人的确是在“代天父天兄传言”),将自己塑造成上帝会和后来的太平军、太平天国权威。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复合型权威下,本就“不接地气”的洪秀全实质上被架空,政治、军事、人事、财政等重大事务都由杨、萧二人酌办,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在这二位递交的请示报告上签个字,画个押。按照萧朝贵假天兄之口的说法,“天下万郭事”都要靠杨秀清、萧朝贵两人,离开他们,自己和冯云山就连“手指甲大的事”也是办不好、办不了的。
    而开科取士,考出太平天国的第一个状元,恰是“天父天兄”不怎么管,而他这个“天王”不但有权管、管得着,而且自认为能管好的一件大事。如今我们回头审视,固然会觉得这次科举滑稽可笑,根本起不到选拔人才的作用,但在洪秀全或当时知识并不丰富,见识和眼光也不够深远的太平军将士、永安州及附近民众看,这意味着如今这个“天国”不是什么草台班子,而是已经开过科、取过士,像模像样的一个“朝廷”了。更何况在洪秀全看来,这考试结果也没啥不合理的——冯云山难道不是“天国大员”里除了他洪秀全,最有学问的一位么?他不当状元,谁当状元?
    不仅如此,洪秀全的开科取士,也未必不带有被杨、萧压制得过于郁闷,以此作有分寸“反弹”的意味。杨秀清并不识字,但对读书人还算尊重;萧朝贵似乎略认得几个字,但仍属准文盲之列,却对读书人极其轻蔑,从留下的《天兄圣旨》记载看,他动辄用“他二人(指杨秀清和萧朝贵)又不识得多字墨,云山、韦正方扶得尔”、“尔(被萧朝贵严厉斥责的陈来)读得诗书多,明白过朝贵”等尖酸刻薄的话讽刺洪秀全、冯云山等有文化者。他这些话顶着“天兄耶稣”的帽子,洪秀全敢怒而不敢言,搞一次开科取士,让读书人也威风一把,也可算作对那几个文盲“神人”的一种含蓄吐槽。
    萧朝贵或许不把读书人当回事,杨秀清等人却不一样。洪秀全这次乱七八糟的开科取士很快被杨秀清咂摸出滋味。等1853年到了天京,他立即试图把科考大权给抢过来,但在其他领域“慷慨大方”的洪秀全,却并不愿彻底放弃这块“自留地”。妥协的结果,便是一年中出现分别以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四人生日(洪是以幼主生日代替)为期的科举考试。而每次考试的题目也一分为二,八股文题目从洪秀全那些千奇百怪的诗句里出,五言六韵的试帖诗题,则要应考试主人的景,如杨秀清的东试会出“四海之内有东王”,石达开的翼试会出“翼润如雨化”等,洪秀全重新夺回开科取士的“独家话语权”,要等到杨秀清、韦昌辉都死去、石达开也离京出走后的1857或1858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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