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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开场白趣谈:梁启超先抑后扬 启功胡人胡言


    大师上课,不仅水平高,功底深,内容丰富,脍炙人口,令人难以忘怀;他们上课的开场白,也各有千秋,见秉性,见风格。香港《文汇报》刊文总结称,有的一开始就把课堂气氛搞活跃了,有的幽默地介绍自己,有的是精心设计的,一张口就不同凡响,有的则是随意而为,好似信口开河,其实意蕴深矣,有心者才能意会。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其自负由此可见一斑。这且不说,他在抗战时期跑防空洞,有一次看见作家沈从文也在跑,很是生气,大声喊道:“我跑防空洞,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好在沈从文脾气好,不与他一般见识。
    不过,平心而论,虽然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差一点得诺贝尔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满堂彩。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课也讲得精彩,譬如大诗人闻一多。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 他的老本家、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听大师上课,如醍醐灌顶,是一种美妙享受;光是那一句非同凡响的开场白,就能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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