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口述历史不可尽信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4:11:37 中国社会科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蔡登山，男，一九五四年生，台湾台南人，淡江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高职教师、电视台编剧，年代及春晖电影公司企划经理、营销部总经理。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30余年。现为秀威出版公司总编辑，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 一九九三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将史料与影像融于一炉。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干、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开探索作家心灵风气之先。该系列纪录片并荣获一九九九年广播电视教育文化金钟奖。 一九九八年制作《蒋经国与蒋方良》三小时纪录长片。二００二年起制作《大师身影》系列纪录片，让晚清以降之文化大师－－严复、梁启超、鲁迅、陈寅恪、胡适、林语堂、钱穆等人，长留身影。 著作有：《电影问题‧问题电影》、《往事已苍老》、《人间四月天》、《许我一个未来》、《人间花草太匆匆》、《人间但有真情在》、《传奇未完－－张爱玲》、《百年记忆》、《鲁迅爱过的人》、《另眼看作家》、《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那些才女们》、《名士风流》、 《繁华落尽——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读人阅史——从晚清到民国》。 编著有：《徐志摩情书集》、《柔情裹着我的心－－徐志摩的情诗与情话》、《消逝的虹影－－王世瑛文集》。 记 者：蔡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今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请问您是何时开始研究胡适先生的？ 蔡登山：我是在2002年开始拍摄胡适纪录片的时候开始研究的。从那时起才比较系统的去看胡适的一些资料，包括他的日记、书信等等，之前的接触只是当作文本参考，并不是专门性质的。 记 者：请问您是怎样得出口述历史不可尽信的观点的？ 蔡登山：这要从胡适给许世英的信说起。 胡适催生《许世英回忆录》 胡适一生提倡传记文学，他认为传记文学是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因此他积极地劝他的朋友们或老一辈的人物，希望他们写自传。但受他劝告写自传的林长民、梁启超等人因没抓紧时间，结果人死了，自传没有留下来。他还劝告过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叶景葵，都叫他们写自传。他希望這些自传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 一九三六年七月，胡适路过东京，晤及当时任驻日大使的许世英，便曾劝他将一生的经历，笔之于书，写成回忆录。一九五二年，胡适首次返台，又专程拜访许世英，旧事重提。一九六一年元月份起，许世英的回忆录由他口述，冷枫笔录开始在台北出版的《人间世》月刊上连载，因此《许世英回忆录》的问世，胡适居功甚伟。 胡适的质疑与考证胡适是具有历史考据癖的人，当他看了《人间世》连载的四期《回忆录》，就给许世英写信，并提出两点质疑。胡适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而且是相信专业的。他当年要考证《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舟生”就是《聊斋志异》的著者蒲松龄时，就曾请专研古典小说掌故的孙楷第帮忙稽考《醒世姻缘传》所记之地理、灾祥和人物。同样的，他也把《许世英回忆录》的前五期请秘书王志维交给金承艺代为查考史籍，一则是胡适此时还没有回到南港中研院，无书可查；一则金承艺乃满清皇室裔胄，清太祖长子诸英之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一九四八年赴台，曾任《自由中国》半月刊编委。一九六０年代初担任胡适的私人助理，是胡先生晚年较看重、着意栽培的青年学者，他对清史有极深的研究。 金承艺在回复胡适的信中，指出《回忆录》中的诸多错误。之后，胡适又把《许世英回忆录》的前五期及金承艺的信送给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宗侗看，李宗侗是高阳相国李鸿藻的孙子，是熟悉有清一代掌故的。李宗侗看过后在五月十七日给胡适信指出，回忆录常将薛允升、沈家本两尚书混为一谈。薛允升在许世英到刑部时已去职（光绪二十三年贬职），而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皇帝都逃亡到西安。复起薛允升为刑部侍郎，寻授刑部尚书，次年随驾返北京途中，病死于河南。可见薛再任刑部皆在西安，许世英未说他曾去西安，疑他与薛并未同过事（按：《回忆录》第四章〈随扈西安〉中，许世英确曾去西安而且当与薛允升同过事，此章节刊出时已在李宗侗写此信之后的两个月，故未及见之也）。又如戴鸿慈为法部尚书恰在沈家本之前，回忆录因误记沈家本为薛允升，遂误记戴鸿慈为尚书之年。又按法律设馆在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月，张之洞等保荐伍廷芳、沈家本、沈曾植，朝廷用伍廷芳、沈家本。薛允升当时并未修清新律。 又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月十七日记载：“李宗侗送回许世英《回忆录》的文件，谈起许静老现在九十岁了，他回想过去的事情，那时年纪少，不免有些吹的地方。譬如说六君子的行刑时，他说他是奉派‘监斩的’。他说刘光第是他的把兄，要他去监斩他的把兄，在精神上是负担不了的；因此推托另有重要的案子要审问而拒绝了，没有去。六君子的行刑是多么重大的事。那时他是个小京官，决没有派他去监斩的；而且监斩官是刚毅，《清史稿》上明明记载的。现在静老的《回忆录》中说他奉派监斩，就不是事实了。又如汪精卫的案子，他说：‘我替你奏呈慈禧太后去’；又说‘于是呈由堂上转奏慈禧。’其实汪精卫的案子发生于宣统二年，慈禧太后已于光绪三十四年去世了。也是误记。” 五月二十二日，胡适写了封信给许世英，同时将金承艺、李宗侗给他的信，请人清钞了一份附上。胡适此次针对《回忆录》第五期，提出质疑：“又其中赛金花一案，前面泛叙赛金花在‘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以后’一大段，全是无根据的野史。《孽海花》小说造谣于前，以后越传越野，故记录你的《回忆录》的朋友竟说，赛金花的功劳还超过当时的议和大臣李鸿章。又说，连朕即国家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仰仗于她。此皆毫无史实的根据。”胡适认为瓦德西到北京很晚，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瓦德西似尚在德国，为此胡适还请教了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五月二十三日郭廷以告知：联军进北京是一九００年八月十四日（阳历，下同）。瓦德西九月二十七日到天津，十月十七日才到北京。胡适将这讯息补在信的最后，于五月二十三日寄给许世英。 汪精卫与赛金花两案的再议 许世英说他承审汪精卫的案子，是千真万确的。这事首先遭到他双目已失明的亲家凌铁庵的质疑，凌铁庵听家人读到这一段时就表示异议，因为汪精卫刺摄政王是宣统二年（1910）3月31日的事，那时许世英被派往欧洲考察司法，旋渡大西洋至美京出席第八届世界监狱改良大会，他人不在国内，怎么可能受命审问汪精卫。许世英在他的回忆录也曾讲到他于一九一０年暮春出国之事。而许世英直到一九一一年春才回国。 再者更重要的证据是该案不是法部所审理，而是民政部所审理。与汪精卫一同被捕的革命党人黄复生回忆说，被拘捕之初在区员警署，然后到内城警厅，厅丞是章宗祥，这是民政部的下属机构。由于该案“若交刑部，必处大辟”，因此章宗祥的意思是不走司法程序，就在民政部善耆的权限内解决此案。当年侦破此案的清廷官员金祥瑞也说，汪精卫一案是民政部办的，民政部尚书是肃王善耆，“头脑比较清新”，不准用刑，不叫下跪，看了汪精卫写的供状，有爱才之意。由于善耆的说项，不主张用杀戮的方式激起民党的仇恨，摄政王戴澧最后同意，只判汪精卫终身监禁。 《许世英回忆录》中说：“当案子分发给我时，与案俱来的一道命令，要我为汪精卫加上脚镣手铐，但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汪精卫是个文弱书生，他绝对逃不了，而况且那时的革命党人，都显示了不怕死的磊落精神，也决不愿做逃犯。我甚至大胆地承当了‘如果汪精卫逃了由我许世英负责’的责任，决定不给汪精卫上镣铐。”但据黄复生回忆，直到他们获释前一天，才将脚镣去掉，两足才获自由，之前都是带着脚镣的，因为是无期，所以下的是“死镣”。另据张江裁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引狱卒张德兴回忆说：“先生在狱，暑夏仍桎梏。一夜蒸热异常，余欲解去其刑具，暂行取凉。先生以为不可，谢余曰：‘殊堪钦感，但此事不合于义，不可私行。假令长官查知，君必获谴，余亦不光。请勿议此。’余闻言，愈钦佩君子人格见解高超，固不容稍有苟且也。” 由此可知许世英承审汪精卫的案子，可说是不攻自破的，根本是子虚乌有之事。 至于赛金花之事，胡适认为“《孽海花》小说造谣于前，以后越传越野”。赛金花真有其人，但她的暴享盛名，却是完全因为一部小说和两首长诗而获取的。一部小说是指曾朴（孟朴）的《孽海花》；两首长诗是指樊增祥（樊山）的前、后《彩云曲》。但是不管小说或是诗歌，它们都是文学作品，不等同历史或传记，其中自有想象夸张的情节。但世人多昧于事实而不察，而后来据之而演绎的戏剧、电影更是踵事增华、加油添醋，背离事实也就越来越远了。“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而其中言之凿凿的“赛金花与瓦德西的情史”，更可说是“弥天大谎”。 其实与曾朴同时期的小说家包天笑在〈关于《孽海花》〉文中就说：“在《孽海花》一书中，曾孟朴曾写过赛金花热恋瓦德西一段文字，其实并无此事。孟朴也承认没有这事，不过为后来伴宿仪銮殿的张本，在随使德国的时候，留下一条伏线，那也是小说家的惯技。”是曾朴自己也承认他写赛金花早年和瓦德西在柏林的一段恋情，全属虚构。 樊樊山的《后彩云曲》，尤负盛名，传诵一时。论者谀之为“诗史”，比之为吴伟业之《圆圆曲》。怎知史实并不如此，樊山作此诗，也不过是凭空想象罢了。黄秋岳在《花随人圣盦摭忆》就说：“樊山《后彩云曲》，所述仪銮殿火，瓦德西裸抱赛穿窗出云云，余尝叩之樊翁，亦仅得之传说。”京剧大师齐如山说有次跟樊山谈天，他偶问到《后彩云曲》，樊山赶紧说，游戏笔墨，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窥其意，似不欲人再说，大有后悔之意。同时期的诗人冒鹤亭在〈《孽海花》闲话〉也说：“乃仪銮殿起火，樊云门作《后彩云曲》，遂附会瓦德西挟彩云，裸而出。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因是瓦德西回德，颇不容于清议，至发表其剿拳日记，以反证明。彩云即不与瓦德西接，原不得谓之为贞，但其事则莫须有也。” 赛金花在接受访谈中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没几天，她就遇到德国兵来骚扰，她用德国话对付，德兵大为惊奇。接着她谈起认识他们的总司令瓦德西，德兵回去报告，第二天瓦德西便派车来接她了。根据史料记载，八国联军是在八月十四日攻陷北京的，而据瓦德西所写的《瓦德西拳乱笔记》（王光祈译）观之，瓦德西从德国授命出发，迟至十月十七日才到北京，因此北京攻陷后没几天，瓦德西还在往中国的海上，何能相见呢？赛金花的说法是不攻自破，一派胡言的。 《许世英回忆录》也难免受到“传言”的影响而夸大了赛金花的功劳。其实赛金花的事绝没有后来文士及诗人所描述的那么传奇和夸大。“红颜祸国”或“红颜救国”，很多都是文人的想象罢了。“瓦赛情史”也是起诸于小报文人的编造，丁士源在《梅楞章京笔记》就说，他带着赛金花入宫，并没有见到瓦德西，后来传闻中说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和瓦德西如何如何，描述得绘声绘影，活灵活现，如同真的一般。此事纯属当时住在他家的钟广生和沈荩二人所编造。他们两人各戏写一篇短文，分别寄给上海《游戏报》和《新闻报》。而这“瓦赛情史”，也成为了曾朴《孽海花》、樊樊山《后彩云曲》等作品的故事来源。《孽海花》、《后彩云曲》都早于《梅楞章京笔记》发表。《梅》书直到一九四二年才由满铁大连图书馆出版。虽然丁士源在书中驳斥《孽海花》蜚语伤人，以讹传讹，但整个局势却已“弄假成真”，并成为定局矣。经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的渲染，“瓦赛情史”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赛金花本人更是顺水推舟，捏造夸张所谓口述自传，于是造成一段让人信以为真的铁案，但它终究不过是个“弥天大谎”，这是读史者不可不辨的。 《许世英回忆录》中说他审理过赛金花虐毙婢女案。而据在光绪末年做过监察御史，而当时是巡城御史的陈恒庆在《谏书稀庵笔记》的记述应当是较为可信的。而审理此案的刑部汉司员恐非许世英，因为他认为赛金花“此祸水也！吾其置之死地，以杜后患。”与许世英的看法，截然不同。 《许世英回忆录》中说：“遂宣判仍处以流刑，但不实配，而是准予赎罪，罚她制钱九十六文了事。”若照陈恒庆所言，赛金花所犯的案子，依法应科以死罪，后因各方关说改为流刑。按照清代的律例，流徙等罪虽然订有收赎之例，但其赎罪的数目，决不止只是制钱九十六文而已。因此许世英是否审理过赛金花虐毙婢女案，值得怀疑。 结论：口述历史不可尽信 胡适非常重视史料，他认为许世英的《回忆录》，“将来定有人视为史实”，所以其中错讹之处，他要负责为之纠正。胡适在谈到《许世英回忆录》里的许多错误时，说：“光靠记忆是非常危险的。”他并举自己本身的例子说，他在上海读书时，记有日记，他在赴美留学前即交他的二哥保存。在他学成归国后重读自己十几年前的日记，发现日记中记有他当时阅读过一本日本横滨出版的《金瓶梅》，铅字排印的，未经删节的本子。他还在日记上头写了许多批评，但当时自己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要是不看此日记，还以为自己不曾看过《金瓶梅》。因此他说：“所以写《回忆录》，一定要有材料，如日记、年表、题名录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数据，不能专靠记忆。记忆是很危险的。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口述录音的前一天，一定要把有关的材料收拾好，编一个大纲，像预备功课一样，有时花了好几个钟头，才能去口述。现在此地的一班人，不翻过去的材料，全凭记忆，就有许多错误了。可见口述历史还是靠不住。” 胡适说的是口述者要做足功课，同样笔录者也要做足功课。这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口述录音时，当时访问他的是唐德刚。唐德刚在采访胡适之前，已先将胡适的有关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历年日记及其它零星散文进行择要整编，然后拟定大纲、确定访谈内容，从而可避免访问时的盲目性与无序性。当受访人叙述错误时，唐德刚采取的是「直接代劳」的方法，以根据第一手史料得来的、已为史学界认可的历史事实进行径改。受访人在叙述亲身经历时出现记忆错误、或唐德刚对于受访者的叙述存在疑问时，不做径改，而是通过注释的方式进行纠正、加以提示。许世英在发表回忆录时，已年届八十有九。记忆难免失真，叙事更难免错误，对于他所口述的有关史实，正需要代笔撰写回忆录之人多多费心查核订正，否则就难免出错。就已发表的十二期连载文字看来，其中的错误，正可说是不胜枚举。文中所指出的只是一些比较重大的错误而已。 记 者：谢谢蔡先生的旁引博证，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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